中国文化论文文献（精选1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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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艾孜买提5102049017。

摘要：“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无数珍贵的文化财富。众所周知，文化也是人类进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也是不断的进化，不断地积累。回溯时间的长流，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当中，就有了对于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的思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的进化，我们会发现早期的对历史的进化思想有着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地方。其实说到进化思想，进化的思想并不是在19世纪末才如神兵天降般影响到中国的史学界的。早在千年之前的先秦及两汉时期，便已出现了朴素的、带有哲学思辨性的进化思想。

中国的史学自古便是极为发达的，早在上古三代时期，《易传》就充分肯定了事物变易是具有必然性的，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们在阐述各家思想的同时，也不时透露出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其中最为有名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亚圣”孟子，以及他提出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孟子提出了“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命世者”，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二元循环的，盛衰之世在循环之间又以五百年为单位交替向前变易，而且历史的推动力不是人民，不是生产力，也不是某些偶然事件，而是天降的圣人。

由于孟子在中国思想界的崇高地位，他的历史循环变易阶段论难以避免的影响到了后世的史家们。即使有史家希冀提出具有进化思想的理论，也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循环的怪圈之中，但是在历史循环的每一个阶段内，也蕴藏着历史进化、变易、发展的趋势，二者可谓是矛盾的统一。如下是春秋战国与秦汉时期最突出的几个史学思想。

首先是以金木水火土五行之说为载体的“五德终始说”。此说是一种解释王朝更替与历史变易的学说，包括两个解释系统。其一是由战国阴阳家邹衍创立的按照“土木金火水”相胜之序来解说自黄帝以来的中国历史，其二是西汉经学家刘歆创立的按照“木火土水金”相生之序来解说自伏羲以来的中国历史。两种说法都认为每一朝代都有它的一德，就好象每一个人都有属相一样。不同的是，前者认为一德克一德，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是依靠“逆取”、“革新”，这就叫做“五行相胜”；而后者认为一德生一德，前朝将天授之大位“禅让”于后朝，五德彼此相生。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是为了统治者服务的，都是为了证明新朝代旧朝乃是承上天之意，是合理合法合乎统绪的。从中我们能看出“五德终始说”的提出者们在创建这一思想时，是带有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的，前朝气数、德运已尽，故新朝携新生或新胜之“德”，已全新进化之姿态接受天命，登上历史舞台。但即使如此，“五德终始说”也还是难以跳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只是从孟子的二元循环变为了五元循环。

而汉初的史学、经学家们则将此类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及天人感应色彩的历史循环或进化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首当其冲的便是西汉经学大儒董仲舒及其“三统”说。董仲舒的史学思想无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易传》和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他提出了“有道伐无道”之说，自夏以来是“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的一个相克相胜过程。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还是“三统”说。“三统”说是一种肯定历史朝代必须按照黑、白、赤三统依次循环更替的学说，此学说认为凡是异姓王受命而王，都必须改正朔，由于正朔不同，物萌之时的颜色各异，也就有了黑、白、赤三色。三统说从其表述形式而言，无疑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其最强调的就是一个“复”字，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进化的。首先，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种体现亲疏之义的尊崇新王之说，主张新王与上两代旧王并为一轮之三统，新王需存二王之后，且帝王愈远愈疏、愈近愈亲，这种尊新王思想，无疑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再者，与“三统”相对应的是忠、敬、文“三道”，此乃一朝之礼乐制度，三道的循环是以变革礼乐，对前朝礼乐制度进行损益为主要内容的，当然也是一种进化论。因此董氏的三统说是一种以循环为表、进化为里的史观。由于儒家及其发展形式——经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历史循环变易论一直占据着史学界的主流地位。

中国文化中展现出的早期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历史循环”，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中国战国末期的邹衍曾提出五德终始说，用当时流行的五行解释历史的变迁和王朝的更换。他认为历史是所谓五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的循环。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g.b.维科认为历史的变化经过3个阶段：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历史变化经历了这个阶段以后，就会重新回复到原始时代，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后来的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宣扬过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社会，历史的继续只能是从这个顶点倒退到原始时代的观点。历史循环论承认历史按一定秩序变化，但曲解了历史变化的客观规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循环，更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封闭的圆圈，而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不断发展和上升的过程。文化的进步推动了历史观的进化，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也开始逐步融入世界，以进化论为主导思想的史学观也深刻改变了中国史学界，当然也带来了新的文化思潮。为此奔走疾呼得最为卖力的当属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在著作《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中，便开宗明义的宣称，“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而另一位思想巨匠严复则用妙笔生花的译作将西方进化论介绍至中国，除了最为有名的《天演论》外，严复翻译的另一部西方社会学著作《社会通诠》则明确展示了西方历史的“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进化历史观。用形象的说法来描述进化历史观就是，历史是一条由野蛮到文明的“直尺”，尺上有诸多“刻度”，代表了历史进化的各个阶段，常见的“刻度”有“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渔猎—畜牧—耕桑”、“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文明自由时代”。整个历史进化过程是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代代嬗变而来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此数种时代，无论何国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则而递进者也。”历史进化论思想可谓彻底改造或颠覆了过去中国史学界那种在循环与进化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史学思想，进化论将过去可能是一个圆圈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拉直了，直线两端伸向无穷远。而持历史进化论观点的史学家们的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历史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所谓“优”与“适”，并非是传统史家所谓的有道德的，恰恰相反，无道德的，甚至野蛮强势乃至无耻者才在进化之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只有且必须通过变法图存才能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与强者为伍。不然，若只是向世界宣示自己的弱小悲凄，或者说是“占有道德的制高点”，便只能走向灭亡，而这一思想便为清末的一系列改革变法乃至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理论支持。

或许当年达尔文在书桌前为自己的巨作《物种起源》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万没有料到，他的思想早在千年以前，便以一种朴素的形态影响着万里之外的一个古老的国度，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他的思想还未经过太久，便已在那古老神秘的国度掀起了思想乃至政治的滔天巨浪。我想，历史的趣味便在于此吧。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中医学基础课程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病机、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

由于中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对于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的要求较高,这让基础较差的中等卫校学生在学习中遇到了较大困难。

如何改变中职卫校学生的学习现状,提升中医学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摆在中医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下面笔者介绍自己在中医学基础教学中对教学方法进行的一些探索。

一、了解学生特点和中医学习现状。

近几年,中等卫生职业教育所招收的大多是初中分流的学生,其特点为:学习基础差、学习态度不明确、对学习缺乏兴趣。

中医学习要求学生有较强的语文基础,而这正是这部分学生薄弱的环节。

再加之笔者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安排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没有任何有关医学的知识,这就使本来就晦涩难懂的中医学基础的学习更加困难。

比如在讲五脏的生理联属时,就要讲到大量的临床实例,学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吃力。

二、明确中医学基础的教学特点。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体会到中医学基础是非常难教、难学的课程之一,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内容抽象、复杂,难以掌握。

如对阴阳、五行、气、精、经络等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生难以理解,但这些理论却贯穿于所有的中医课程中。

二是思维差异。

中医的思维方式与西医截然不同,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学生要同时接受两种医学模式,这对于基础较差的他们来说是难上加难;且学生从小接受的思维模式更倾向于西医,对中医容易有排斥心理。

三是内容容易混淆。

中医学习和西医学习同时进行,学生很容易将两者混淆。

比如肝的生理功能为肝主疏泄和肝主藏血,这和西医的解释有很大差别,学生很容易用一种观点来解释另一种观点。

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明确要求学生用中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观点。

三、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

1.提问式教学方法。

根据教学大纲和临床需要,在课程结束前对下节课的内容提出一系列问题。

如在学习“气”时,笔者提出问题:“武打电影中常常出现元气大伤的情景,那么,什么是气?元气又是什么?气分为几类?其各自的功能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学生通过预习教材,对课程的重点和难点有了初步认识。

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每组提出问题,笔者对问题加以解释,最后对本节课进行总结,找出理解错误的原因。

这样学生不仅能牢固地掌握课程内容,而且能通过参与教学过程激发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脏腑学说与西医参比教学法。

教师在中医学基础藏象教学中,讲授生理功能时,与西医的观点对照讲授。

如心的生理功能为心主血脉和心藏神。

在讲述心主血脉时与解剖学联系,可用血液循环途径及心脏的腔室结构来理解心主血脉;讲授心藏神时用日常与心相关的成语来理解,如用心想事成、三心二意等来说明心与神志有关。

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3.触类旁通法。

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的特点之一,其中一个观点是人与自然界是统一体。

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密不可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从感知周围环境入手,触类旁通地理解深奥的中医理论。

比如六淫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作为自然现象每个人都有感知,讲解时教师就可让学生结合自己的体会区分自然现象与致病因素的不同,收到了很好的学习效果。

4.多媒体教学法。

中医知识抽象难懂,教师讲授时可运用多媒体,给学生带来多方面的感官刺激,使中医学抽象、复杂的内容形象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

如讲望、闻、问、切时,多媒体所展现的大量图片、声音、查体手法,会使学习变得轻松、容易,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总之,中医学基础教学的目的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中医专业课打基础,要求学生理解和掌握其基本观点和特点。

教师只有不断在教学中进行探索、改革,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

流派间中医调经及用药区别【2】。

在中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精彩纷呈、百花齐放的学术流派,这些流派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基础上和而不同,其相互借鉴、相互争鸣的发展过程亦推动了中医学的的发展。

妇科流派在当代已逐渐成近10支特色不同的派系,在融入中医各家流派学术特色同时,更具有妇科学特有的特点。

笔者现以调经为例,选取影响较大的派别从调经思想及用药特色两方面进行浅析。

1海派。

海派妇科形成于近代上海特殊的社会环境,具有鲜明的“海派文化”特色和上海地域特征。

该流派融汇各派之所长,贯通中西,包容并蓄,充分体现“有容乃大”、“和而不同”与“止于至善”等特征。

创新性及开放性是其最大特点。

其医家荟萃,名医辈出,自清末明初到建国以来,上海城区中较有名望的妇科流派10余个分支派别。

各派大多以家系传承为主,用药特色不尽相同。

其中位于江湾的蔡氏妇科传承7代,经历200余年,以其用药简练精当,药效迅速而闻名;位于南通的朱氏妇科亦传承4代,因其注重对脏气及冲任的调节,用药灵活多变,疗效确切而名扬。

由于两家均属传承链较长,影响力较大的分支,故以之为例介绍海派妇科特点。

1.1调经思想。

1.1.1江湾蔡氏。

蔡氏妇科在治疗上强调养血为先、理血为要,主张“妇人血宜多而气宜少”,“血易耗而气宜结”,治疗月经疾病主张“气以通为顺,血以调为补”的“通调”观,认为各种月经病均应以调摄为主,顺气宜宣达,行血宜和化,滋血需通调,益气当柔润。

故治疗闭经不尚攻伐,崩漏不专止涩,用药多以理气养血之品为要,而香附更为常用之药。

早年蔡氏妇科先辈就主张衷中参西,第7代传人蔡小荪教授博采众长,贯通中西,创造性的提出中医周期调治法(调周法),为当代中医调周思想奠定了基础。

调周法的具体思路为:调经应顺应月经周期。

月经期以养血活血为主,予四物汤加减,凡经期与经量、色、质、味异常者均可在此期调治;经后期是调经、种子的基础阶段,宜育肾通络;经间期肾气充盛,是阴阳转化、阴极生阳的种子时期,治疗以促使阴阳转化为宗旨;经前期肾气实而均衡,气血充盛,以“育肾培元法”,治疗以维持肾气均衡为原则[1]。

1.1.2南通朱氏。

朱氏现已传承4代,各代在继承的基础上均对朱氏妇科有创造性贡献。

第1代朱南山先生认为妇科论治应注重调节各脏之气机,可归纳为调气血、疏肝气、健脾气、补肾气四大法则,其治疗妇科病均以恢复脏腑功能气机为目的,晚年制定了“妇科十问歌”,奠定了朱氏妇科基础[2]。

第2代朱小南治疗妇科病注重从奇经八脉入手,认为妇科病证虽以冲任督带病变较多,但奇经八脉为一整体,病初则为局部经脉受累,日久则八脉俱病。

故提倡欲提高妇科证治疗疗效,必加强对奇经八脉的论治,并与脏腑气血的论治有机结合起来[3]。

第3代传人朱南孙在前辈基础上,根据多年妇科临床经验,认为治疗妇科疾病的原则是调节动静平衡,将法则概括为“从、合、守、变”四大要旨,意为反治法、兼治法、恒法,灵活变通。

即动之疾制之以静药、静之疾通之以动药、动静不均者,通涩并用,更有动静之疾复用动药,静之疾再用静药以疗之者[4]。

三代传人根据妇科疾病特点,无论在治法还是用药上,均对治疗妇科疾病进行了高度归纳,推动了中医妇科学的发展。

1.2用药特色。

海派用药简练、轻灵,处方用药一般10~12味,皆常用之品。

蔡小荪在秉承家传用药简洁特色基础上,融入晚清孟河流派“醇正和缓”的思想,剂量灵活多变,少则10g,多则60g,以病情轻重缓急为据,为蔡氏妇科用药特色赋予新的内涵。

而朱小南总结出调理冲脉常用药物,以之调经引经[3]。

另外在剂型上,海派善用滋膏调治各种妇科慢性、虚性及疑难病症,收到较好的疗效。

2新安医学。

新安医学以历史悠久、医家众多、医着宏富着称于世。

如着名的四大温病学家叶天士及其着作《临证指南医案》、《温热论》就是新安医学优秀代表。

而妇科是新安医学中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学科之一,也是新安医学中起源最早、名医最多、影响最大的学科之一。

2.1调经特色。

该派治疗妇科病充分体现顾护妇人“阴常不足,阳常有余”的生理特点。

治疗属血热实证的月经病鲜用苦寒泻火之法,而以“盛其水平其火”之法,认为血热护阴,水盛则火平;认为月经过少、闭经等病是因阴血不足为其本,虚中夹滞为其标,只有三阴脉盈,其气自充,虚滞自除,经血自畅,故以增液行舟为法,富其源流,充其血脉,再行理血调经,临证常以四物汤养血和血为主,再辨证加减[5]。

新安医家常以四物汤为妇科常用基本方剂,确定了四物汤为调经养血之主方的地位,并创制了桃红四物汤。

方中以四物汤中地、芍滋阴补血而富其水源,归、芍补肝行阳而疏其水流,充分体现了新安妇科中处处顾护阴血、养血和血的特色;加桃仁、红花增强活血行滞之力。

2.2用药特色。

常以四物汤作为基本方剂,并随症加减;剂型善用散剂,对痛经、急症、瘀滞证更善用之。

3孟河医学。

孟河医派妇科学文献很少,鲜见专门从事妇科的医生,但该派医家医着的传世均含有妇科学的内容,代表如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

其中,丁甘仁为当代孟河医学妇科领域较有影响力者,其《丁甘仁医案》记载调经、崩漏、带下、产后等诸多妇科病种。

该学派治疗妇科病重视肝脾,有别于传统观念“经水出诸肾”、“肾水少则月经少”支持下的补肾调经法。

其治疗经、带、胎、产诸症皆不离肝脾,实则泄、郁则疏、亢则柔、虚则养。

其立法和缓醇正,辨证细腻准确,尤其重视舌诊和脉诊[6]。

孟河医派遣方用药以轻灵见长,尤善运用“轻可去实”之法,达到扶正不助邪、祛邪不伤正的目的。

4岭南医学。

岭南地处热带和亚特带,天气炎热,日照充足,常年受暖湿气流影响,天气潮湿多雨,四季划分不明显。

其独特的气候地理特点造成了其疾病特点、居民体质均有别于我国其他地区,如外邪入侵人体常夹湿邪,居民多阴虚、气虚及痰湿体质等;另外,岭南植物生长茂盛,药材种类繁多,盛产南药。

上述诸多因素造就了有明显地域特色的岭南医学。

岭南妇科医家流派主要有:粤东蔡氏妇科,其传承13代,代表为蔡仰高、蔡纯臣、蔡妙珊等;南海罗氏妇科,其传承3代,代表罗元恺、罗颂平等。

现以南海罗氏为主介绍岭南妇科调经及用药特色。

4.1崇尚景岳,调经首重阴阳。

罗元恺推崇张景岳的阴阳学说并深入研究其所着《妇人规》,注重命门水火,善于平衡肾中阴阳;组方重视阴阳相配,以达到阴阳相长、精气互生的境界。

根据阴阳相配原则,创制了滋肾育胎丸、促排卵汤、助孕3号方等一系列方药。

罗氏认为经脉不调多在肾经,主张采用或兼用调补肾阴肾阳之法来治疗。

4.2脾肾为本,气血为用。

罗氏认为,妇科病首重调经,经调而后子嗣。

月经病虽在血分,但气血来源于脏腑,日久必累及脾肾,或脾肾累及月经诸疾,认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滋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调经之法重在调理肾、肝、脾和经、气、血,创造性地提出“肾-天癸-冲任-子宫轴”的概念[7]。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的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主张之一。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及推崇明哲保身等方面都与中庸精神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因此，通过对《中庸》思想的诠释，探讨《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意义。

“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文化上成为很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独特于其他经典之处在于，其所书写的是历代圣贤彼此心领神会相互传承的心法。[1]也就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正是这一点上，显示出“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它对古代儒家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儒学教育的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又颇有许多独到之处，这些都与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中庸》的影响分不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强调整体同一。这与先秦时期《中庸》所倡导的天、地、人的和谐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庸的天道人道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天赋予人一种人性，它是自然的、儒家强调的“善性”、“率性之谓道”，就是遵循人性之自然去延伸，不能违反人性之本有。然而人之性，由于气禀不同，习染易坏，有不能尽循其性的，需要以道修而治之，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中庸》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庸》在论述了天、道、教之后，进入人的心理部分，这涉及性情本体和深层心理。朱熹解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4]“中”是指合度，就是说喜怒哀乐在内心还没有产生、还没发展的时候要控制到一定的度，使其安然于感情未发的状态。“发而皆中节”，意味着情绪可以发泄表现出来，但是要有一个度。这种有控制的状态就是“和”，“和”就是和谐。“中”，是天下人人都有的本性，即天命之性，是道之本体；“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则，即率性之道，是道之用。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天与人，天与万物都繁荣昌盛了。

《中庸》后面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至诚”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诚，而是指达到了最高境界的诚。唯独这天下至诚的圣人，才可以发挥他的天赋本性。圣人既能尽己之性由是推之于人，设立政教，使人人都能复其性之本然，而能尽人之性。圣人能尽人之本性，由是推之于物，而能尽物之性。由于人物皆天地之所生，圣人能尽物之本性，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可以促进万物发展，而不是去违背或对抗自然规律。这是用人的善心和诚意去促进天地之化育，生生不息的一种道。天位于上而覆物，地位于下而载物，圣人位于中而成物，以一人之身，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即“与天地参矣”，达到天、地、人鼎足并列的境界。只有顺其天、顺其地、顺其万事万物规律，掌握了万事万物规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中庸》在这里强调，只有真诚才可以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可见真诚的功用之大。

可见，中庸之道要求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要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所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核心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合一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致仁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对天下士子提出了内在的修为与外在的践行高度合一的要求，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二、主张安分守己。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生非分之想。这与《中庸》所倡导的“素位而行”的要求是一致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6]。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是说君子但因其见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当行的道理，未尝于本分之外，别有所愿幕。“素位”即见在所居的地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妄想之事。

“素富贵”，君子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更加贪婪，总想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当今来看，如果富贵了，能做到取之于社会，又回馈社会，拿出部分钱财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指一个人贫穷时，应该安贫乐道，做贫贱所当为的事。可以为自己设立目标，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以改变现状。但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只会使自己和他人都受到伤害。

“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指的是边远地区，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中。“行乎夷狄”，就是说不是去埋怨地理位置不好或条件太差，而应该脚踏实地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客观现状出发去做事情。

“素患难，行乎患难”，身处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提升自我品质的机会。不能因为患难，让自己丧失立场，丧失尊严。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让自己成长。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让别人来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艰苦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君子应有的修为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患难中保持坚强的意志和一颗阳光的内心，才能让自己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君子身所处虽有不同，但都能尽其当为之道，所以才可以随处安然自得，即“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接着《中庸》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7]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不要作威以欺凌下位的人。虽处下位，也不附势以攀援巴结那在上的人。即上级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而下级之人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因为陵下不从，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所以要“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求取与人，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只要心中泰然，虽然上不得于天，也能顺受其正而无所怨憾于天，虽然下不合于人，也能安于所遇而无罪尤于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君子素位而行，随其所寓，安居现状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缴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君子为人处世，应该堂堂正正，恪守本分，而不应该铤而走险，让自己陷于险境。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8]这里用射箭比喻君子之立身处世，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不是去怪靶子不好，更不怨那胜己的人，应该检讨自己，即所谓“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价值要求。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9]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知识分子，他们就应该去做自己分内之事，而不能去议定制礼，不能制定法度、考订文字。因为制礼作乐，是国家极大的事体，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才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齐万民之心志。国家之制度、书写的文字也唯有天子才有资格去制定、考证。政教出于朝廷，事权统于君上，非臣下所能干预。这就再次强调，作为一般老百姓，只能安于本分，不能有非分之想、越权之行。

《中庸》认为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它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的适应和处置。一个人不能适应现状，不能准确定位自己，是很难成功的。《中庸》“素位而行”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世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三、提倡积极入世。

《中庸》倡导大德受命、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它与《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一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在《中庸》第十六章中，孔子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10]孔子说，舜真是个最孝顺的人！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方面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方面拥有整个天下，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子孙孙都继承他的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即“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而且也会因快乐而健康长寿。所以，上天生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本然之材质异其所加：如果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从而培养之，雨露润之、日月照之；而对于那些根本动摇，倾仆而无生意的，便从而覆败之，雪霜被之，风寒折之。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要你努力并具有大德，就必然能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也就是说，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只要你努力进取，命运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11]。《诗经》说，可嘉可乐的君子，有显显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人，又宜于在上位之人，因此能受禄于天而为天下之主。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使他长享福禄于无穷也。所以，拥有大德的圣人，必然受上天的眷命而为天子。一个人如果有大德，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他的优秀品德总是可以让身边的人受到感染，如沐春风，自然而然身边的人就会赏识他，给他机会，这是“大德者必受命”的道理。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铤而走险。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只是反对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这一思想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思想异曲同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渗透进一般读书人的心里，让他们积极读书，等待天降大任。

四、倡导政治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而加以维系的。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在治国方面，都注重道德感化的力量，强调劝善惩恶，见贤思齐。圣人的伦理教条，从小就加以灌输，可谓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并且通过礼乐并重的方式，使冰冷的政治温情化，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中庸》对政治伦理化的阐述极为深刻。

首先，通过中庸之政体现出来。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2]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君为政的道理当如何？”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推行的政事都是酌古准今，尽善尽美的，如今都记录在当时的木板和竹简之中，其纲纪法度，都可以从中去考察去解读。如果圣明的君主和臣子依然存在，当时立下的政事，如今样样都能够实现，文武之治，也可复见于今日。如果没有那样的君臣，那政事也就都灭息了。圣人贤臣施政的`途径，就在于勤于政事，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勤于种植，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途径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里，孔子提出为政在人的问题，强调执政者的修养。“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人君者，要举文武之政，必须择贤臣而用。然而人君由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须先修自己的身。而要修身，必须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理，认真去践行。然要修道，又必须全尽本心之仁爱。这样，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则上有贤君，以身取人，下有贤臣，从而举文武之政也就不难了。“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有生之初即具仁爱之心。然而仁虽无所不爱，必先爱自己的亲族，才能推以及人。也就是说，在“仁者爱人”中，爱自己的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人民，是虚假的、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现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有道德的贤人称为义。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亲人有不同，如父母应当孝敬，宗族则当和睦，自有个主次。尊敬贤人也是有差别的，如大贤则以师傅待之，小贤则以朋友处之，自有个等级。这主次等级，都从天理节文上生发出来，所以说“礼所生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3]。处在下位的臣子，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和肯定，就不可能获得民心，从而统治百姓。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而要修养其身，不可以不善事其亲，侍奉好自己的父母和亲人；而欲尽亲亲之仁，必须尊贤取友以知人，知人又必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的自然天理。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亲，则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则有臣。有君有臣，必会有文武之政的盛世。这里讲的是为政要从自身做起，但并不是简单的独善其身，而是要在社会和人群的维度中自我提高，在孝敬父母、结交良友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这一切又最终返回到“知天”上。修身事一切的源头，也是最后的终点。

其次，通过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展现。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4]。天下古今人所共有的道理有五件，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德行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在君臣则主于义，在父子则主于亲，在夫妇则主于别，在兄弟则主于序，在朋友则主于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从古至今，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伦常关系。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说是天下之达道。智、仁、勇是实现五达道的德行，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知则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则无私，所以体此道者。勇则果确，搜易强此道者。这三件事天命之性，天下人所同得的，无少欠缺，所以说是天下之大德也。达道必通过大德而后行，对于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就是真实无伪，这样知为实知，仁为实仁，勇为实勇，达道自无不行。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5]。这里是说造道的等级。人性虽同，而气禀有异，就知此理而言，有的生来天性聪明，不待学习自然就知之；有的通过讲习讨论，从事于学问然后知之；有的学而未能，困苦其心，发奋强求然后知之。这三等人，闻道虽有先后，然而到那豁然贯通义理明白的去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及其知之，一也。就行此理而言，有的天生德性纯粹，不待着力，黯然能行；有的真知笃好，只见得这理好，往往贪利而行；有的力未能到，必待别人勉强督促，而后能行。这三等人，行道虽有难易，然只要达到目的，也都一样。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6]孔子又说，人之气质虽有不同，然未尝无变化之术。智以明道，如果笃志好学，凡古今事物之理，时时去讲习讨论，不安于不知，那么闻见日广，聪明日开，也就接近于聪明、明智了。仁以体道，如果勤励自强，事事去省察克治，则将见本心收敛，天理复还，也就接近于仁了；勇以任道，如果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耻之心，不肯自暴自弃，也就不再懦弱，接近于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以己观人，虽有物我之间，然而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以一人观万人，虽有众寡之殊，然一个人的道理，即是千万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总之，治理天下国家，以修身为本。儒家思想强调从自身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治理天下。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庸》从“仁、义”之为政根本，到五达道――五对基本人伦关系、三达德――衡量知识分子德行的三条标准，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使中国的政治充满浓浓的伦理色彩和人文关怀。这些理论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人伦关系的认识和处世原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五、推崇明哲保身。

中国文化中“退而保其身”的人生处世观，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思想观念有深深的历史渊源，在《中庸》中有明确的阐述。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17]君子既然集圣人之道于一身，自然无处不恰当。身居高位不骄奢淫逸，身居地位不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倡导的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时忠，国无道时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个人自己的判断力。相反，儒家强调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表达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国家振兴发达。当国家政治昏暗时，应见机而作，不作危激的议论，这样才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引《诗经・大雅》说，周之贤臣仲山甫，既能明于理，又能察于事，故能保全其身无有灾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已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8]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9]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0]作为孔子教育的辩证法。“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彰显了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大同的普遍和谐观。可以说，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中庸之道后来与道家的养生思想、佛家的遁世思想一起，共同促成中国文化中“全身保性”观的形成。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它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朱熹于开篇就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26]中庸之道主要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推崇明哲保身及重视后天教育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影响了一般世人修身、做事的原则。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认真研究它，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积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1]河南程氏外书[a].卷十一，见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411.

[9[10]][11][12][13][14][15][16][17][21][22][23][24][25]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691，691，705，695，695，696，708-709，697，697-698，700，700，700-701，701，702，708，702-703，703，703，703，704.

[4][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18][19][20][清]阮元校刻.论语[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17，2508，2500.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一、封面格式：

2010—2011学年第二学期。

题目：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年级：

二、期末论文选题：

1、儒家文化（任选儒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孔子“礼”的思想；从“仁爱”思想来看孔子对人性的关怀；试析孟子的民本思想；试论孟子的理想人格；孟子“性善论”对当代人的启示；试析孟子的义利及对今人的启示。

2、道家文化（任选道家文化的某方面来分析论述）。

如：分析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庄子名利观对当代人的启示；陶渊明田园诗的道家思想底蕴；魏晋玄学对士人心态的影响。

4、法家文化。

如：从韩非（商鞅）之死来看法家人物的精神；试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试析管仲在齐桓公霸业中的作用；法家与“依法治国”的法治观念的形成；法家与儒家历史观之比较。

5、科举制度。

6、姓氏文化。

如：姓氏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或影响）；姓氏与家族本位观念的形成。

三、写作要求：

1、任选一题的一个方面来写，观点明确，层次清楚，语句通顺，格式规范,字迹清楚；

2、不准抄袭，否则不及格；

3、必须列举参考书目；

4、要求手写，正文字数不少于1500字，统一用大学稿纸。

中国文化

近日，某意大利知名奢侈品牌创始人，在互联网上发表了对中国筷子、中华文化的不当言论。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我们想告诉他们：中国筷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

该品牌拍摄了，一个华裔女模特用中国筷子吃披萨的视频。视频中夹杂着中式发音，傲慢的语气，以及各种奇怪的姿势。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的丑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具有它独特的魅力！

基于无知而建立起来的偏见是多么的愚蠢。

筷子，是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产物。筷子，是中国独特的进食工具。秦汉时期称为“箸”与“住”同音，人们怕行船搁浅，变改“箸”为“快儿”，希望船行的快，一帆风顺，以图个吉利。汉代筷子又称为“挟提”，意为挟住再提起之意，这就十分形象地道出了筷子的实用功能。再后来，由于筷子制作的材料多是竹子，因此在“快”字头上加上“竹”字头。这就成了今天的“筷”字了。

筷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代表。筷子多七寸六分长，代表着人有“七情六欲”，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情感动物。因此，吃饭时也时时提醒人们要节制不当欲望。筷子圆的一头象征天，方的一头象征地，表示着“天圆地方”，这是中国人对世界基本原则的理解。此外，手持筷子时，拇指在上，无名指小指在下，中指在中间，是为“天地人”三才之象征，这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关系的朴素理解。筷子成双出现，与太极阴阳理念相符，代表着万事万物都有两个对立面组成。一双双筷子凝结了多少先祖的智慧，也是对后人的教育。是具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筷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映射。在小时候，长辈用筷子喂我们吃饭，那是启迪；小时候，长辈教我们使用筷子时说“我们是中国人，必须会用筷子”时，那是传承；在外拼搏回家，一桌家常饭，挟起的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身在异国，每逢节日对先祖的祭拜，那是对国家，家人的思念；“多个人多双筷子”。一双双筷子挟起的是温暖人心的人间烟火。是逢年过节，吃团圆饭的中国心。一双筷子，蕴含了“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团结……”。承载的是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华。

一双筷子承载了多少中华文化。筷子代表的，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外国人总是用自己狭隘的眼光去臆想他们认为的事，极其的自傲无知。不妨挟起一双木筷，从胃开始，读懂中华！

面对西方，西化、分化的图谋，我们应该时刻谨记“我们是中国人”，有着“自信力”，而不是“他信力”。应有我们华夏炎黄子孙该有的魄力，时刻怀揣一颗中国心！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华千年文明。有滋有味，有中国味。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题目：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姓

名：学。

号：院。

部：专。

业：

班级：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启示论文提纲。

正文：1.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造就了商鞅变法。

简述商鞅个人简介与历史背景相结合，提出商鞅变法的措施和成果。

2.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通过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完善和具体措施，举例说明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

3.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的启示。

简述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和商鞅变法及商鞅个人对我们与我国当今社会法律体制完善的启示。参考书目结束语：肯定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表达出法家思想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与发展法家文化思想，使之更加具有现实与实践意义。

商鞅对法家思想文化的贡献和启示。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改革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法家学说的奠基人，思想家，政治家，真正做到了将自己的政治思想有力地贯彻到国家的治理中，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

战国时代，是一个各国征战兼并的时代，是一个唯国家实力论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解决争议的时代。而商鞅能拨开纷繁复杂的干扰，直捣症结的关键，抓住矛盾的根本，足可见商鞅的高明。到秦国后，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进行变法，终于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时期强盛的大国。

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垦草令》，其主要内容有：刺激农业生产、抑制商业发展、重塑社会价值观，提高农业的社会认知度、削弱贵族、官吏的特权，让国内贵族加入到农业生产中、实行统一的税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垦草令》的实施取得了成效，商鞅进行了第一次变法，内容有：

（一）颁布实行魏国李悝的《法经》，增加连坐法法律，轻罪用重刑。

（二）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规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劳役和赋税，以农业为“本业”，以商业为“末业”，并且限制商人经营的范围，重征商税。

（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

（五）强制推行个体小家庭制度。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为秦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次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起来，紧接着进行了第二次变法:。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二）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凡三十一县”，县设县令以主县政，设县丞以辅佐县令，设县尉以掌管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

（三）迁都咸阳，修建宫殿。

（四）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的标准器；

(六)革除残留的戎狄风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规定凡一户之中有两个以上儿子到立户年龄而不分居的，加倍征收户口税。这是对第一次变法中“异子之科”法令的补充，也是对社会风俗的规范。

法家学派在政治理论等方面主张变法革新，要求加强君权，提倡以“法治”代替“礼制”，积极发展封建经济，鼓励“耕战”，而商鞅则将这些思想运用到变法中，颁布《垦草令》，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商鞅细化了许多具体法令，涉及行政管理，地税征收，刑罚制度，运粮制度等。他将法家思想运用实施，一张巨大的网，牢牢地笼罩在秦国之上，深深地渗透在秦国人生活的每一个缝隙。

商鞅强调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措施，推行连坐制，轻罪重罚，是直接将法家思想的核心实践在变法中，纲举则目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代替了周朝所遵循的以“礼”为制度的生活方式，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首次出现了以强硬手段保证实施的规则。“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对于法治的实施，商鞅主张严格按法办事，“不以私害法”“善厚而信，刑重而必；不失疏远，不违亲近”“以功授官予爵”“刑无等级”“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

商鞅将“法”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法”不可动摇、不可轻视、不可偏私，只有对“法”能持如此刚毅的态度，真正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才能将他制定的耕战兴国为纲，明细法令为目的执政方式，坚定的贯彻执行下去。为了使“法治”的思想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韩非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壹教”精神和措施，认为必须使国内做到“言谈者必轨于法”，意思是说要使每个人的思想和言论都符合法家的精神和遵守国家的法律。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为后来法家思想的行成与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商鞅也是明确的提出性恶论——法家人性论的基础，而后世荀子、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都是基于性恶论继续阐述和发展法家思想。所以说商鞅是法家思想的实践者与奠基者。

商鞅不仅运用法家思想改变了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格局，使秦国强盛起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观的塑造与培养他也将法家的诚信观融入其中，并做出了立木为信这一经典事例，这正是对法家思想运用最好的体现。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在今天看来仍具有很大的价值。商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这一思想的，这正是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的发展，虽然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区别，但它仍具有启蒙作用。

相对于现代社会，制订法律，有法可依是现代社会法制建设的关键。没有社会各方面的法律，法律制度无从谈起，法治社会更无法建立。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古代社会它体现的是专制君主的意志，而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商鞅在法家文化中所指的法律是礼仪制度和宗法等级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而形成的，法律的内容是维护阶级统治的伦理道德，法律只是辅助道德来治理国家。今天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意志，而是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而是在消除阶级的基础上建立的平等的、民主的、自由的和文明的社会主义社会。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建设。

商鞅重法的法家思想对我们现代依法治国的方略政策是有其重要的现代价值的。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古代的法家思想与现代的依法治国都有个最突出的特点，即制订明确的法律，按照法律来办事，对犯罪进行惩罚。这就是商鞅对法家思想的贡献对我们最大的启示。

商鞅对法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有不足，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轻罪重罚等，但就如对待其它的传统文化一样,我们必须积极面对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我们不能在斩断传统的基础上来建设现代法治,而应当采取自觉、积极的态度去对待传统,“正如哥德所言,一种传统不能由继承而得它必须被争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换,确立中国现代法治观,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我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呈现出了十分丰富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在很长时间以来，我国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独特的丰富内涵，养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华儿女。

但近些年来，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进行，这也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的问题，现代的学生对于传统文化并没有有效的进行认知，十分缺乏古代常识，而传统文化的传承缺乏，也使得现代学生出现了缺乏民族精神、传统美德等问题。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新课程标准》当中明确的指出，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交际工具，语文更是人类文化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语文的人文性以及工具性的统一。

除此之外，《标准》当中还强调要让学生能够在语文的学习过程当中认识到我国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并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吸收到民族文化当中的智慧精华。

并利用在教学当中渗透传统文化的方式来使得學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最终使得学生的素质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

一.以教材为立足点，挖掘传统文化内涵。

从初中语文的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其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而这些丰富的文化内涵则能够帮助教师更好的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

但是，在传统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教师只对语文的工具性进行了重视，却因此忽略了语文的人文性，一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过于重视对诗文的传授但却忽略了对这些诗文体现出来的文化进行传承。

因此，本文认为，在实际的初中语文教学过程当中，应重视对教材当中的教学资源进行挖掘，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

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的传承、发展，并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正是因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着“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

而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在儒家、道家的思想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尤其是儒家的思想，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其发展已有两千多年，直至今天，仍然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从这一点我们能够看到，儒家对于神学并不重视，而是格外的对人学十分重视。

儒家强调人格修养，激励人应该不断的努力奋进。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例如《论语十则》等，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当中十分重要的人生态度。

而在古代，文人大多会表现出儒家的风范，《孙权劝学》鼓励人勤奋好学，李白也有诗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道家的思想当中，也对以人为本有着十分重要的体现。

道家强调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在《塞翁失马》当中就体现了道家的辩证思想，而通过对这些文章进行阅读，则能够发人深省。

古代的很多文人，在面临逆境的时候都常常利用道家的思想来对自己进行抚慰，陶渊明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更是对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进行了体现。

2.礼仪教育。

中华民族又被称为“礼仪之邦”，从古代开始，中华民族就有十分完善的礼仪制度。

还以《论语十则为例》，其中写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等，都是向后人传递如何待人接物，而《礼记》更是专门对礼仪制度进行阐述的经典论著。

这些传统美德的传承，对于现代的学生来讲，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含义。

3.爱国主义思想。

在初中语文教材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古诗文，文天祥写道“人生似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诸葛亮则在《出师表》当中写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这些文章都体现了古人忧国忧民的思想。

传统文化是十分丰富的宝藏，而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上文提到的这些。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需要从初中语文教材当中不断的对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挖掘，从而更好的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渗透。

二.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课前活动，激发学生热情。

古文是比较难学的，因此很多的学生都比较害怕对古文进行学习。

这就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能够根据教材的特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利用一些具有独特特色的教学方法来对古文进行教学，从而让古文能够以学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出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例如，教师可以在上课之前的五分钟当中，利用一些课前活动来使得学生的学习热情得到激发。

例如“推荐一本好书”的活动，很多学生都推荐了外国的名著，但对于我国的古典文学却很少有人会推荐。

教师则可以从《红楼小讲》等一些对红楼诗词的讲解当中入手，吸引学生主动的对《红楼梦》进行阅读。

2.品读鉴赏，提高学生欣赏水平。

对于传统文化来讲，古诗有着十分重要的传承作用，而古诗文更是对古人思想精华的凝缩。

因此在对古诗文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应教会学生审美，在更好的欣赏优美的诗词过程当中吸取传统文化当中的精华。

从而理解王维“诗中有画”的意境，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对这一联进行改写，从而更深刻的让学生了解到每局最后一字的妙处，例如“大漠孤烟立，长河落日悬”就缺乏了原文当中的动态美感。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中医并非由中国古代哲学孕育出来，而是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引用新产生的各种哲学术语来装扮自己。

中医理论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古代西方医学中很多内容与中医相似甚至相同，中医理论是人类古代思维方式的产物。

关键词：中医;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时下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土壤孕育出来的，要想很好地学习中医、发展中医，就必须先全面地学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

很多流行的中医普及读物将中医和阴阳、五行、周易、儒释道文化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直接影响是让很多中医学院的学子，甚至是中医师花费大量时间在阅读古代儒、释、道经典上。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中医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指中医是对人体病理、生理、防病治病规律的探索，有自然科学的性质，科学术语大文化，所以受中医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狭义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的中国汉民族的医学。

(一)传统中医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有关医药起源的说法，最早在皇帝时期就出现了。

在经过了长期与病痛的斗争之后，中华民族的医学知识已经是非常的丰富了。

关于在大众嘴里经常说的“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等就是对我们祖先的医学医学回忆。

医学早在夏朝、商朝跟周朝就已经是处于萌芽发展期了，中医理论体系主要是在战国、秦与汉三国时期形成的，其中标志性的理论著作有《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跟《伤寒杂病论》等。

从理论到实际临床的中医学新发展，最早出现在两晋至隋唐，并且还不断完善了中医学的文化内涵。

晋王叔和着了《脉经》，关于脉学的一些理论还有基本知识记载都是十分丰富的，《备急千金要方》最为我国最早医学百科全书由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邀着。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形成了“寒凉派”、“攻下派”、“补土派”、“养阴派”金元四大家。

革新趋势的医药学最早是在明清时期开始发展的。

温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发展又取得了突出成就。

(二)传统中医文化以医家为传承载体。

从历代名医大家著作中看出中医文化经过长期累积形成了特有人文关怀与伦理价值，唯物辩证思想、哲学思想、和衷共济思想等。

1.中医文化的形成受到儒家文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从汉朝的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儒家思想始终贯穿于我国历史的变迁，儒家经典更是影响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趋向。

儒家思想影响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文化活动无不和儒学紧密联系，同样中医也离不开儒家思想对其的积极影响。

到了汉灵帝时出现了我国非常著名的与华佗齐名的医学家张仲景，因其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流传于后世。

张仲景在汉灵帝时举孝廉入朝为官，曾经官至长沙太守，经常定期为百姓坐堂义诊，当时以及后世都被称为医学大家，他也是儒家文化的发扬着，是亦医亦儒的典范，所以“儒医”角色起到了以儒学帮助医学、改造医学的关键作用。

2.传统伦理思想的价值取向等内容，大量渗透于中医学著作中。

大量的伦理学问题、众多探讨医生行为规范跟医患关系的行为准则等学术理论都在很多医学论著中出现。

唐代孙思邀在其所着的《大医精诚》中就有许多的记载。

通过及其简短的语言叙述，就能非常深刻的描述出中医文化的精髓之处，这样的行为规范被以后的医家记载传承。

3.中国崇古尊经的治学方式，对中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亦起了重要作用。

儒家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崇古尊经，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并且还是中医学非常大的一种特色。

从《伤寒杂病论》跟《内经》出现以后，在中医学界就在沿袭着这样的作风，到清代的时期崇古尊经的作风更为突出。

中医虽然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中医的血液里任然流淌的是中国传统的血液，其中无不渗透的都是传统文化的精神。

中医与其它形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一体。

中医在发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表现。

(一)“心身合一”的有机整体观。

儒家、道家、佛家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家都把世界万物跟人看做是整体统一的，认为世界万物都在追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整合，也就是所谓的“人天合一”

中医学中强调理论上“神形合一”“天人合一”，诊断上“司外揣内”“四诊合参”，治疗上“辨证论治”，体现了动态、联系、和谐的有机整体观。

(二)人贵论一的人文医学观。

儒家提倡的是无为而治，其中“仁”是根本，也是人本质特征的体现。

“仁”其最本质的就是“爱人”和尊重人，是对人文精神的最好诠释。

孔子还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人贵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值得提倡的思想。

中医思想始终受到“人贵论”的影响，认识到人的“七情”“人格”“体质”和“行为”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从医疗模式上来，更趋向于个体化的治疗，不只是把疾病或者人当做一个单纯的生物体，而要把病人看作是失去健康并且有感情活动的复杂人体。

把“人”置于外部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文化之中又关注“人”的身心健康。

(三)道法“中庸”的和谐均衡观。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这里，孔子把中庸理解为人及自然之“德”的最高标准。

所谓“中庸”，就是恪守中道，坚持原则，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一切事物的总法则。

在历史的长河中，推动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运动不止，中庸所体现的正是这些过程。

(四)“忧患意识”下的防病养生观。

“忧患意识”――以对未知事物将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作为一种警示，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化解忧患，趋利避害，遇难呈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未雨绸缪”。

在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的忧患，对社会的忧患，和人自身的忧患。

这种“忧患意识”同样影响了中医思想，“治未病”就是人关于自身生命本体的忧患意识。

“治未病”其首要思想是防病于未然，强调养生、摄生。

其主要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两个部分。

“治未病”其首要思想是防病于未然，强调养生、摄生一一即未病先防。

这方面的专家孙思邈是贡献最大的其中之一，他最早把疾病分为3个部分，分别为“未病”、“欲病”、“已病”三个层次，“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所著《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一整套养生延年的方法和措施。

参考文献：

[1]梅国强.伤寒论讲义[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滕荣欣.传统中医文化与现代中医医院文化建设[d].山东：山东中医药大学，.

[3]何敏，曹瑛.儒家饮食观与中医[j].中医学院学报，

[4]许华武.浅谈培养中医传统文化修养[j].光明中医，

中国文化概论论文

这个学期我选修了“中国文化概论”，学到一些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虽然只是皮毛，亦颇有体会。在学习儒家文化的过程中，我以为儒家文化中一些理论对于当今社会仍能有一定意义。特别是它的伦理思想，对于当今正建设的和谐社会，更有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曾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来一贯的主导思想，自汉以降历朝历代都以其为统治思想，它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百姓的生活指导。

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道德准则。而早在两千年前，孔子便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善的道德标准，提出了以此“孝悌”为核心的“仁”的思想。这套思想是值得借鉴的。在《论语·学而第一》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意思是说，为人孝悌而喜欢犯上的人，世间是很少见的；而不喜欢犯上却喜欢在扰乱社会的人，那是从来都没有的；君子应该追求根本，根本建立起来，道义便从中产生。孝悌，就是“仁”的根本。

经过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大大削弱，而经济与文化的不同步发展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的道德真空。社会上经常可以听闻一些家庭内部的暴力、遗弃和虐待事件。这些家庭不和睦的事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家庭不睦导致了一部分家庭的破裂，使得社会上不稳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和睦的家庭中，家庭教育总是存在一些缺陷，从而导致这些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心理上，或者说精神上产生不良的倾向，甚至使一些孩子成为社会上的“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成为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导火索。由此可见，家庭的和睦对于社会和和谐发展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产生病变，则作为肌体的社会也不能“健康成长”。故建设起和睦的家庭，才能使社会和谐发展。儒家的“孝悌”之道，正是解决家庭和睦问题的良药。

“孝”，指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悌”，指的是弟对兄长的尊重。在儒家的学说中，对人的各种仁爱都是由孝悌这种父子兄弟之爱推衍出来的，即上文中所说的“孝弟（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富裕起来的人们，便需要教化。而根据儒家学说，“孝悌”是“仁”的核心。因此，教人以“孝悌”，才能使人们学会“仁”。

如果家庭和睦，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子女们便会报之以爱，都能孝敬父母，听从父母合理的教诲。从“爱父母”加以引导，可以让人们将爱扩展到邻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泛爱众而亲仁”是也。

怎样才能家庭和睦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就是要用“仁爱”的心灵去关怀、爱护自己的家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升华而来的爱，是天经地义的。而“孝”可以说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引起的女子对父母的爱的回报。如果没有父母之爱，也就无所谓子女之爱，即无所谓“孝”。同样，“悌”也是如此。教之以孝悌之道，则父母子女兄弟手兄互敬互爱。而相爱的家庭很少不和睦的。

家庭和睦，则可把这种“仁爱”扩展到邻人继而扩展到所有人，使人们推己及人，从而天下“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与今天所倡导的“和谐社会”是相似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借鉴儒家的“仁爱”伦理，激发“仁爱”情怀，使“以人为本”成为人们立身做人的基本原则，在日常平凡工作中，能够自发去尊重、关心他人，使人们守望相助，患难相扶，使“仁爱”成为全社会人们的自觉行动。若能做到如此，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到来，就指日可待了。

中国文化与管理智慧论文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中国古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一般认为，科举制度产生于隋代(公元607年)。这项制度对于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和教育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1864年，在狄更斯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的科举考试》的文章，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

科举制这艘航船，从隋代起锚扬帆，历经唐代、宋代、元代，进入明清，经过几百年平稳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复杂精细的结构和部件已变得老化失灵。行驶至清末，在强劲的欧美“风雨”和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它已是破败不堪。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上谕：“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提倡科学为急务，屡降明谕，饬令各督抚广设学堂，将俾全国之人咸趋实学……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对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于历史风云的遮蔽，使人们的认识难免有局限。本文仍试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科举制度本身的利弊出发，理性地考察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一、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纵观世界政治的历史，不仅是在封建社会的中国，甚至在欧美各国，科举制度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较为科学地选拔人才，维护政治统治。

取士确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竞争机制，是选官任能的最佳形式和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吸引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中下层人士加入国家政治行列的最优制度。”因此科举制在保证统治者掌握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权的前提下，同时使封建政权取得更多阶层的支持，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对流，相对缓和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扩大其统治基础，并且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成为封建统治者强化其思想统治、巩固皇权的有效手段。

（二）影响现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科举制度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政治录用的典范，而且对近现代各国政体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多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政党分肥制等机制进行文职官员的选用。这些任用办法不可避免都会因为“人”的关系带来结构性的腐败，削弱政府的稳定性和行政能力。而我国的科举制度采取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尽可能大的向平民开放，倡导公平取士，唯才是举，正体现了“机会均等”原则。这与资本主义启蒙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不谋而合。因此，当西方了解了我国的这种选官制度后大为赞赏，进而仿效，成为近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胚胎。之后西方各国纷纷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由于英国当时国力强盛，所实行的文官考试制度又较为系统且卓有成效，因而成为其他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效法的榜样。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进一步完备。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国借鉴西方文官制度以建立公务员制度，才发现西方文官制度是从我国古代科举制度学过去的。科举制对欧美现代文官制度建立的影响，堪称为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客观上推动了教育文化的发展。

展。明清时期，“科举必由学校”，各类学校就更加发达了。明朝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清代府、州、县学的教官就有4000多人，府、州、县学及私塾的学生，大概有上百万人。用知识作为选拔的核心内容，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是科举带来的直接结果，其种种弊端和恶果自有定论，在此不作论述，但它确立了知识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也是功不可没的。强化国学和人文精神的修养，推动了文化普及和社会文明：读书人数的大量增加，科举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士人的学习积极性，在历史上，中国教育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选拔“人才”。人们接受国家正规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为自己能被国家权威部门选上并得到社会的认可。科考的内容主要是文化修养及对诸子经典的熟悉程度，对经、史、子、集等各类书籍注解和发展，虽然这样考未必合适，但无疑对社会重心和人格重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书人的国学和人文精神修养得到强化，大批书生从政，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社会的文明。

二、科举制度的弊端。

科举制度为历史所淘汰，必定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种种弊端，以及与社会发展不匹配所造成的。

（一）考试内容单一，知识结构僵化。

科举考试规定必须学习儒学经典，考试内容多是《四书》、《五经》、策论和诗赋之类，读书人所学内容均以科考为目的。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期，明清的八股文造成了“因命题范围狭窄，士子揣摩试题，读时文选本，模拟仿作，而束书不观，不务新知”的现象。儒家历来重纲常伦理而轻技艺，因此大多数读书人为了仕途，为了出人头地，把学习的精力都集中在儒家经典上，对于其他自然学科的知识毫不关心。人们的知识结构逐渐狭窄僵化，思维被禁锢，甚至胸襟狭隘、目光短浅。此时科举制重伦理轻技艺，重才能轻德行，仅仅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而已，失去了选拔优秀人才的意义。

（二）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科举制作为一项选官制度，决定着政治人物的诞生和发展，必定与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中国科举制度的废除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是有着必然关联的。随着历史的推进，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被动地走上了近代化道路，社会面临着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经济上，新兴的工业经济对科学技术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然而科举制的考核内容将自然科学完全摒除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之外，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无法培养出需要的人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政治上，科举制度造成官员普遍思想教条僵化、目光短浅的情况，无法应对政治制度的革新与变化，无法推动社会的进步。当陈旧的社会制度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时，必然将被取代。不论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还是当时的中国科举制度，都不能幸免。

（三）仍然存在选拔不公。

虽然一再强调科举制度体现了极大的公平和公开，然而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可避免的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在少数几类不允许参加科举考试的人中，就有女性。科举制度始终将女性排斥在外，这与时代进步所带来的“男女平等”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也不为社会发展所认可。此外，科举考试的层层选拔不仅需要应试者投入大量的时间，更需要投入相当的财力。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条件读书，有的即便自学成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承担其远赴京城参加考试。“学而优则仕”这条在当时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很大程度上只为了富裕人家、官宦人家以及书香世家的子弟铺就。因此，科举制的公平性是有限的。

三、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科举制度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隋唐以前荐举做官，隋唐以后，若想做官必须经过科举的选拔，才能取得接受吏部考试的资格，经吏部考试及格才能授官。所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学内容都围绕科举而行。

（一）学校成为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培养目标就是准备参加科举。

科举注重文辞，所以学校也注重文辞，而少实学；科举注重贴经、墨义，学校也采用这些考试方法，结果学生只重视记诵不求义理。科举支配下的学校教育培养出的是记诵经典章句、善于文辞而缺乏实学的人才。士子为科举而学，学校为科举而教，这就导致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向应试教育发展的必然。

（二）科举考试的内容必然成为学校教学内容。

如唐代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的教学计划就是按照科举“九经取士”的要求而安排的。把经书分为大、中、小三类，规定通二经的须大小经各一或中经二，通三经的须大、中、小各一，通五经的须大经并通，而《孝经》、《论语》则为共同必修。至于律学、书学、算学的教学科目与科举考试的科目相同，如注重习字、习时务策，也是适应科举的要求。又如，进士科注重诗赋，所以从唐朝至清代即使在乡村学校都普遍做诗，学诗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三）对学习观和教育观的形成影响深远，“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中举之路，举步维艰，但纵然是“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成千上万的士子终身追求，孜孜不倦，至死不悔，因为这是他们，尤其是平民布衣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唯一出路。因此，社会上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畸形学习观和教育观，从而“官本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影响至今。为符合这种社会潮流，学校为科举而教，教育功能日渐低落。隋唐开始的古代教育走向应试之路，一直沿续到宋、元、明、清，持续了1300多年。科举制不仅影响了隋唐之后的中国古代教育，我们今天的教育模式仍受其影响，“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观念仍顽固地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头脑中，所以当今教育界才有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大学生择业观不正确等问题的出现。

（四）科举本身就是一种应试教育。

科举考试就像一根灵通的指挥棒，科举考什么，士人就学什么，不考什么就不学什么。这种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病是士人都自动地挤到一条狭窄的成才之路上，科举考试所限定的科目和内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只要你想参加考试就得接受特定考试内容的检测，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个性的发展，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科举不考体能，许多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不重体育锻炼，身体弱不禁风，许多人考过了秀才，中了举人，已是疾病缠身，英年早逝，何谓报国卫家?科举重八股制艺楷法试贴，士人便追求八股精通、楷法圆美。至于其他学问，统统弃之不顾。这种知识偏狭、学非所用的弊病越到后来越是暴露无遗，尤其是在列强环伺，民族危机的情况下，这种科举教育更是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而不得不加以改革，在改革还来不及跟上社会急速变迁之需时，则未能摆脱被废止的命运。

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

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三鹿奶粉事件,一石击起千重浪.青啤、茅台也相继发表声明辟谣,最近甚至连出口欧洲的沙发也遭到质疑……在现代社会,企业危机四伏.

作者：王吉万作者单位：刊名：理财英文刊名：li-cai年，卷(期)：2008”"(12)分类号：关键词：

中国文化与管理智慧论文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中国文化是世界人类三大文化中光辉灿烂的一支。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2000年中，中国与佛教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其影响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促进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近2000年来，佛教逐渐与中国的本土文化道家和儒家相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今天，研究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于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问题，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具有重大意义。

佛教原产生于古印度，于东汉永平十年，即公元67年传入我国，迄今已经有1935年的历史了。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1800年的历史。佛教的发展大致可分三期：前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中传人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盛行的秘密佛教，又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

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中国传入了印度佛教三个时期的全部内容，形成了三大语系的佛教。我们从阇那崛多、玄奘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

中国佛教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为典籍的浩瀚，二为宗派的繁多。

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除去重译本还约有四千四百卷，其中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卷，折合梵文七、八百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正在编辑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尔》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藏文著述数量亦极庞大，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编目工作。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三个语系的佛教典籍之丰富是极其惊人的。以汉语系为例，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古代无比。

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多”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但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钻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七宗。西藏语系佛教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曩派、郭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内容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

中国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如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

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方面，也吸纳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其中包括了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和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形成了释道儒融通与共的中国特色文化。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一千多年前，以佛教的丛林制度建设为特征，中国首先在文化机制方面开了“民主自由”的先河，在禅宗的佛教王国里建立起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它与中国封建君主独裁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发展是多方面的。

1、佛教与中国的思辨哲学相结合，而向学术化发展，对教义愈研愈精，由此引起各宗派的成立，使佛教本身达到高度的繁荣。

2、佛教与中国的精美工艺相结合而向艺术化发展，使佛教成为绚丽多彩的艺术宝库。

3、佛教与中国的人生理想相结合而向社会化发展，使佛教与中国社会密切联系。这三方面都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大乘佛教提出菩萨应以五明为修学的主要内容以来，佛教已由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生产工艺的领域迈进。我们千多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这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我们教祖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伟大理想已在东方的广大地区在一定的程度上化为具体的现实。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已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它在长期进行“成熟有情，庄严刹土”的崇高事业的同时也使自身成熟起来和严净起来了。

直都需要的。如果缺少了思考，人们便很容易陷入思想的恐慌。

那么，到底该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了？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上的一切事都如梦、如幻，如水面的气泡，转瞬即逝。我们平时所看到的一切事物的形相，世界上真正的形相是“无相”。这样，世界上的一切便都不值得执着。

不执著，无念系，就可以达到真正的解脱。虽然在现实生活我们每个人很难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然而我们可以告诫自己不必太执着于俗世的种种“沽名钓誉”，学会有所“放弃”，一切随心所至就好。因为有这样一份心境才成就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怡然淡泊；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感受才有了“诗佛”王维心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清幽静谧。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世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加绚丽的花朵。我们佛教徒必将以更加精进勇猛的精神，深入学习五明，广行利他事业，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和幸福的光辉远景作出前所未有的贡献。

中医与中国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其传入我国之后，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确理解后殖民主义思想，发挥其理论的积极作用，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能使我国从文化上更好的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一、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的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民族独立，从而正式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结束和其殖民主义的破产。广大殖民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但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因其殖民主义的破产而放弃对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重新控制和获取世界霸权，而广大亚非拉国家则从各方面积极应对这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了。

什么是后殖民主义?由于分析视角的不同，理论界对于这一概念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本文将要论述的是现时代后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也就是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萨义德的《东方学》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在书中作者详细地论述了东方学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其实东方学就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书中在对这种话语的范围、结构和再结构以及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着重是对其做出了强烈的批判，而对这种话语所做的分析以及批判就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这种话语的批判。东方主义以东西方关系作为基本框架，是西方学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都具有难以消除的殖民性。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二是带有殖民余韵的前殖民地的文化话语以及“本土”学者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它对西方的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它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它的本真化幻想。这是前殖民地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三是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关系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所进行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有人曾评价说，“晚近的后殖民批评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反响的功能之一是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所营造和权力化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征进行激进的强有力的反思和重构”。具体来说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再认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间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解剖和批评，从而开拓出东西方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新视域。其次，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后殖民理论家着重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视野中东方形象的演变。再次，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理论努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议题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是否可以缓解，如何缓解。后殖民理论家对殖民主义历史的考察，意在通过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传统的扭曲，强调文化领域里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因此，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对抗的本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消解“西方中心论”，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中国作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大国，作为曾经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殖民主义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又是怎样的看待这一理论的呢?后殖民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在不同的时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于后殖民主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认为“殖民主义是指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弱小、‘落后’民族的一种侵略政策，这种侵略政策往往是以武力征服为表现形式的”；而“后殖民主义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政策”。所以，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相联系以示区别于把殖民主义和武力相联系，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后殖民主义所秉承的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认为我国参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实践，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构西方霸权，从而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对西方抵制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试图在“本土”文化中焕发出一种与西方话语相抗衡的文化力量。另一种观点则对后殖民主义大加赞赏，对这一理论持欢迎态度，称赞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客观的.来说，在对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后殖民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廓清了“后殖民主义”的不同概念，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后，我们发现后殖民理论本身由于各种不同的思想融会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同时也包含了其本身难以克服和消解的两重性，即，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我们来看待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所造成的影响。不同文化的相互参照、碰撞乃至交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化的交流则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是不可阻挡的，不可能人为的将之拒斥于国门之外，必将影响我国的文化发展。由于其理论的两重性，其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在当前我们也必须注意引进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我所用，从而推动社会更好的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意识到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制造对西方的依恋、崇拜和奴性，从而使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永远处于附庸地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大量输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艺术品、广告等等，从而潜移默化地输出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西方文化的时尚，逐渐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熟知、羡慕，并可能形成竟相模仿之势。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被同化、瓦解的危险，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成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最明显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认同并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和文化习俗，而缺乏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反省。如今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影视传媒日益渗透到人们的心理，人们仿佛亲临其境目睹了西方的富裕生活。在现实生活领域，人们已经无法拒绝西方的诱惑。因此在文化的引进过程中，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引入、借鉴和吸收，对于那些传人我国的西方文化，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剖析，对于那些西方的文化垃圾以及不符合我国需要的，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识到其危害性所在，自觉的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而这就是后殖民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它使我们了解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企图，使我们认识到了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意识到了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阵地和经济、政治一样重要，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的，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教会了我们一种批判的武器。

同时后殖民主义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西方的文化侵略，我们不但要进行批判和抵制，固守我们本土文化的阵地，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本土文化，建构一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的，“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文化形态，打造一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希望看到的真正能够进人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的第三世界本土文化。并且还要使我们的优秀文化能以一种受人尊重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让西方人真正了解我们的东方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来迎接西方的文化挑战，从而更好的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在经济上我们是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也甘于落后，继续沦为第三世界。经济虽然决定着文化，但文化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经济不发达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必然落后，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先进文化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

总的来说，对于后殖民主义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正确的运用这一理论，克服它的两重性，作到为我所用。具体地讲，后殖民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建构起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所谓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不是对外国后殖民主义的评介式引进，不是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已有论域来分析中国，更不是在中国找出被殖民的话语及行为。建构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对后殖民主义价值取向与方法的正确把握，二对其具体论域与方法的合理超越，三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对中国而言，后殖民主义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其价值取向、人文精神，而不在于其关注的具体问题。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性别、少数民族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简单套用到中国。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后殖民主义以平等、自由等类意识为价值原点关注具体弱势群体的人文精神，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具体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正确把握、合理超越、关注现实三者的结合，是建构后殖民主义中国知识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简单生硬套用，才能避免将后殖民主义变体为简单的大中华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的本土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当然我们不是认为不应该关注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某些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认为这个视野只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小领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应该更多些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实践精神，更多关注中国现实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如区域问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问题、城市中的下岗人群、农民及其他弱势群体问题等等，将人文关怀更多地给予中国大众，而不是外国或中国的少数文化精英。

基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对于我国的文化理论界是一个很大的冲击，给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当前出现的新问题给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理解和分析，可以说给当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比较深刻的影响。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但是只要我们用好了，就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后殖民理论有着种种缺陷和局限性，但只要我们结合我国的实际，将其很好的发展，这些是可以克服的，这样后殖民主义对于我国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并将更好地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中国文化软实力论文

100多年前，日本人福原有信从中国典籍《易经》“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一语中择“资生”二字作为其创办的药店的名字，从这一源自《易经》的店名出发，福原有信家族打造出世界级的美容化妆品集团——资生堂。

肯德基、必胜客的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推出第一个中式快餐品牌“东方既白”其名典出苏轼散文《前赤壁赋》结语：“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创下“东坡肉”这道名菜的大文豪以另外一种方式继续影响中国人的“胃口”。置身“东方既白”店内一边进餐一遍还可以欣赏墙上影印版苏轼手书《前赤壁赋》不失为赏心乐事。

19世纪诞生的资生堂也罢，4年前面世的东方既白也好，都从纷繁的中国典籍中找到最具张力的元素，做那品牌的磁铁石。

两大品牌虽为外邦所创，但始创者能如此神妙地利用这些元素，可见其文化鉴赏力与不凡的眼光，对中国典籍的把握确有过人之处。

正是这样的品牌，让我等平日里念着全球化这本经的中国人，在日常消费的间隙也能一瞥中国典籍之美。

借中国文化的题材来写品牌的文章，虽非中国人所为，为憾事，亦为幸事。

如今，高露洁牙膏开始尽情玩起草本概念，宝洁公司的飘柔对于汉方也是信手拈来，《本草纲目》这样的老古董似乎成了大众读本;不仅仅是入乡随俗而已，这些“他者”对于中国文化业当然有一番更新奇的看法。

《左传》有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说的是楚国人才虽多但都跑到晋国去了，为晋所用。今日中国文化的处境有时也不过大抵如此，我们整天说自家瑰宝多，但实际经营中却老想着法用些洋文化来镀金以提升品牌的价值感，殊不知老外天天想着要濡染中国文化的流风遗韵以抬升自己的品位。

当“中国风”越来越烈，文化与品牌相互为用的命题，似乎越来越能触动我们的思维。

这其中有文化的觉醒，有传统复兴的萌动，更有市场竞争中的战略考量。

国人曾经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与商业发展毫不相干的本土文化，正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战略武器。

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不可怕，中国也构不成对世界的威胁，因为中国输出的是电视机、电冰箱，没有输出文化、输出意识形态。”

这就是铁娘子给予我们的启示：中国品牌要真正对竞争对手形成战略威慑效应，也必须能够输出文化;因为人家输出夏奈尔香水、哈雷摩托的时候，同时也在输出具有母国文化基因的意识。

因此，我们有必要理解品牌存在的另一种价值——无论中西，品牌已经成为文化传递最为重要的桥梁，且这种文化桥梁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进将日益凸显。

这一判断，基于对另外一种正逐渐弱化的趋势的认知。

7月，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国宝级的大学问家于同一日相继驾鹤西去。

两位文化巨擘作古，传统知识精英正成为比大熊猫还稀缺的珍惜动物。有人感慨中国已进入大师凋零的时代，开始担忧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

此非杞人之忧。过去，文化传承主要依赖于知识精英，岳麓书院便是典型;“衣钵”一词，正能反映传统文化人际传承的特性。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的书法艺术与京剧、武术、针灸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四大国粹。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这在世界各种文字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中国书法艺术与中国文化相表里，与中华民族精神成一体。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主张以广阔的胸襟、海纳百川的气概，兼容并包，使社会达到“太和”的理想境界。书法的理想境界也是和谐，但这种和谐不是简单的线条均衡分割，而是通过参差错落、救差补缺、调轻配重、浓淡相间等艺术手段的运用，达到的一种总体平衡，即中国文化“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书法艺术的中和之美得到了完美体现。

儒道互补、刚柔相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基本内容。儒家倡导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论语》用“任重而道远”来勉励“弘毅”的“士”；《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笃”，引导士人以清静无为从喧嚣的尘世中得到解脱，成为儒家思想的补充。中国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追求，毫无疑问受儒道两家追求理想人格的影响。当然，书法艺术中对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士人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清代又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结，特别是金石之学昌盛，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先秦哲学中，道家的虚无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书法艺术中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计白当黑，正是这一观点的具体体现。在书法艺术中，一纸之上，着墨处为黑，无墨处为白；有墨处为实，无墨处为虚；有墨处为字，无墨处亦为字；有字处固要，无字处尤要。白为黑之凭，黑为白之藉，黑白之间，相辅相成；虚为实所参，实为虚所映，虚实之际，互为所系。老子的对立统一思想，被书法艺术中计白当黑之实践体现得淋漓尽致。

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笔墨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中国书法艺术对中国文化的诠释深刻而周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博雅而细腻。我们从对中国书法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国文化中富有生机的精华，更看到了书法艺术中所蕴涵的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选自《中国书法报》，有删节）。

5．下列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书法艺术是文字发展史上的奇迹，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中国四大国粹之一。

b．中国书法艺术追求总体平衡，反映了中国文化和谐统一的思想。

c．中国书法艺术不是线条艺术，而是综合运用位置、色调、黑白等手段的艺术。

d．中国书法艺术周详地诠释了中国文化，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a．通过对书法艺术的`鉴赏，我们能够感受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和“清静无为”的中国文化思想。

b．书法艺术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表现，体现了书法艺术或受儒家思想影响，或受道家思想影响。

c．晋人书法艺术受儒家思想和民族心理的影响，总体上以阴柔为基础，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俊之气，柔中带刚。

d．清代由于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使得书家从金石之学中获取一种柔中带刚的动力，以释抑郁之怀。

7．下列对原文中作者观点的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文化的精神是天人合一、贵和尚中。这种强调整体和谐的思想与中国书法的中和之美构成了一里一表的关系。

b．我们对自古至今留存的书法珍品加以研究，发现每一幅作品都是凭借它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聚集着中国文化的陈述。

c．中国书法艺术注重对空白的经营，强调计白当黑，在无墨处施展才华，这正是道家虚无思想对书法艺术影响的体现。

d．《兰亭序》体现王右军的飘逸，《祭侄稿》表现颜鲁公的悲愤，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借助笔墨线条，倾诉情感，抒发心性。

参考答案：

5．c（“不是线条艺术”错误）。

6．a（b原文中是“阳刚与阴柔的表现，不是二者仅取其一，非此即彼，而是兼而备之，有所侧重”；c“儒家思想”应为道家思想；d“使得”关系不当，“柔中带刚”与原文“强劲”不符）。

7．b（并非每幅作品，而是“就整体而言”）。

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当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计算机信息网络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朦胧地预感信息化为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时，作为影响我国信息化全局的电子政务工程已经启动了。其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对电子政务认识的局限性和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将我们的认识统一到相对科学的轨道上来，已成为电子政务战略规划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当人们习惯地将电子政务的建设侧重于计算机网络，用传统的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来考虑电子政务建设思路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提出了新的视角。这一新著将电子政务看作是以信息化方式推动的政务改革，而改革的实质是中国文化的跃升进程；作者强调通过规划方法论的研究来综合对国情的理解和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这一研究思路对于开阔眼界、应对当前统一认识的需求，以及规范电子政务规划工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突出了两条主线来认识电子政务的建设：其一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美、英等国电子政务战略规划范例，力求对应这些国家的`主客观条件提取其战略要点，并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讲解了战略规划制定的方法论原则；其二是将电子政务的建设区别于面对客体工作对象(如铁路、机场、水库的建设)的传统系统工程，强调两者间的性质差别，认为电子政务的工作对象是处在变革、发展进程中的政务管理系统，它不仅包含作为客体对象的现代计算机网络，而且包含了体制的选择、文化传统特征、人们需求的情意性和满意性，特别是决策者的偏好及意志品质等诸多的主体内容。认为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围绕着政务改革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优化、协调发展的有机体的演化进程，而文化动力是影响进程的核心要素。

由于书中涉及的领域广、复杂程度高，作者期望从多重现象中探寻本质并连接成系统性的思维线索，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书中所摸索的两条脉络提出了各自的雏形，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解剖、填补两条脉络之间的有机连接关系，这些任务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成。

电子政务的建设是一个与国情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长期任务。战略规划的实质是回答如何通过信息化实现政务体制创新的路径问题。在这一情势下这本书所讨论的观测视角和认识方法，无疑对拓宽电子政务的建设思路具有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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