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拘留报告（优质14篇）

一个好的报告应该具备准确性、逻辑性和可读性，能够让读者对所述事件或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理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精选的报告范文，从中学习如何写好一篇报告。

刑事论文开题报告

死刑是生命刑，是当代中国最为严苛的刑法方式，它的存留问题一直饱受争议，是我国当前刑法改革最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保留死刑的有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75个国家。但限制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潮流，随着这股潮流，我国20xx年《刑法修正案(八)》原则上废止老年人犯罪死刑和取消13种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但这只是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权关注的升温，我们还有很多要做，以应对步入深水区的中国死刑改革之路。

当前，限制、减少最终废除死刑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刑法界的共识，但该不该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废除死刑，则意见不一。

(一)相关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就当前的中国国情而言，全而废除死刑为之尚早。我国当下的刑事犯罪发生率特别是涉及公民生命的刑事犯罪发生率仍处于较高范围，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彻底全而废除死刑无从谈起。而另一种观点则觉得，我国目前就应着手废除死刑。如有人认为，死刑与道德伦理相悖，而且也不能对刑事犯罪行为起到吓阻作用，为保障死刑犯生命权，应立即废除死刑。

(二)基本立场。

客观的说，从目前的中国国情来看，各方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上还没有过停止适用死刑，也相应缺乏对公众死刑观念的必要引导，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全而废除死刑。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在现阶段，我们只能少杀、慎杀，将死刑的适用控制的更为严格，但不可一下就彻底废除。

不管上而任何一种观点，要想对现有的死刑政策进行改革，都必须有根据的制订出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进行死刑改革到底是该从功利上考虑，还是人道，或是其他?我们现价段应从法理入手，兼顾人道功利，制订出一套符合当下社会基础，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死刑改革方案。

我们制定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分子，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假设我们现在仅考虑人道全而废除死刑，而不考虑我国的实际社会基础，则在侧而助长了那些暴躁乖戾的不安定分子为图私利杀人越货的邪恶心思，增加犯罪数据，威胁公民安全，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而只考虑私利，即杀人偿命，一起凶杀案，结果双方都失去生命，笔者觉得这并不是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只会将损失扩大化，对双方都不利，我们应考虑具体情况比如杀人动机、方式、杀人者个人情况等，再决定是否采取死刑。

所以，我们应该进行死刑改革应从法理入手，兼顾私利和人道。

就目前而言，司法控制是我国死刑改革的有效可行措施。现行刑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就为不合理的配置死刑打开了方便之门。“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是死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因人而异;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测查主观恶性，是判定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缓期执行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需因人而异。立足国情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精神，对“罪行极其严重”标准应予“严加”把控，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尺度适当“放宽”掌握，通过公正司法达致“罪行极其严重”可判死刑的“犯罪分子”被限制到极少数。

(一)“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

就危害后果而言，危害后果的性质及其程度的不同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必须考虑的因素。基于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极刑，因此，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应以其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具有相当性为必要，即只有出现致命性结果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结果时，才能考虑适用死刑;特别是在选择死刑立即执行时要尤其慎重。

20xx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xx年度工作报告指出：“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对死刑适用标准解释的指引作用，充分发挥了司法控制对立法不足的弥补作用，彰显了我国死刑的慎杀政策。

(二)“罪行极其严重”：考查主观恶性。

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主客观统一是我国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适用死刑时强调这一原则尤为重要，并且该原则在刑法中应当明确加以规定。“罪大恶极”一方而指犯罪人主观恶性很深，不堪改造;另一方而指罪行严重，给国家和人们造成重大损害。

司法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分子的罪前、罪中、罪后情况，可以得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从而决定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否缓期执行。如果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不大，即可判处“死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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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刑事调研报告

本文目录。

随着司法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司法观念有了重大的变化，从把打击犯罪作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定位的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的多元平衡的价值观，从偏重实体的公正观转向重视程序的公正观，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从偏重证明力的自然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社会证据观。上述这些转变必然带来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一些变化，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下列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1、非法证据的排除问题。

所谓违法证据就是以暴力、胁迫、利诱、欺诈、违法羁押等不正当方法取得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和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法取得实物证据。所谓违法证据排除，主要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上述那些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

现代任何国家的刑事诉讼法都禁止以违反法律的方式获取证据，然而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成为定案根据，却既有共识，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

美国是实行非法物证排除规则的主要国家。它通过一系列判例确定通过违法的、无根据的搜查和没收所获得的证据，以及通过违法收集的证据发现、收集的证据（派生证据）均应排除。

英国、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与美国的态度有区别，这些国家并不一般地排斥违法取得的物证。而是注意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及排除违法证据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程度，进行利益权衡，同时赋予法官一定程度的对于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在我。

国学。

术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主张把“非法取证行为”与“非法取得的证据”相区别，对于非法取证行为，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的，可以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不能仅因手段非法而否定“客观事实”的证据价值。

第二，主张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加以排除，认为凡是以违反诉讼程序的方法获得的证据，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三，主张排除非法取证行为直接获得的证据，但可以以这些证据为线索，根据这一线索依合法的程序重新取证，即允许采纳所谓“毒树上的果实”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排除非法证据规则的意义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遏止非法取证的行为，而非法取证行为的动机是获取证据，只有针对这一动机消除非法取证行为的利益性，才能有效地消除非法取证行为。因此，第一和第三种观点不能取消非法取证的动机，也就难以遏制非法取证的行为。

2、瑕疵证据的完善问题。

这里所说的瑕疵证据是指存在残缺因素可以通过补证弥补缺陷的证据，如证明被告人身份的证据，只有其身份证而没有其户籍地公安机关的证明，或者价格鉴定结论的依据不充分，没有被害人提供的物品购买发票等。身份证本身是公安机关核发给公民的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有效的证件，但是现在社会上伪造身份证的情况大量存在，有些人为了违法犯罪，有些人因为年龄不到而想提前领取身份证，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都存在使用伪造的身份证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被告人的身份证做一个鉴定，认定它系公安机关核发的真实有效证件，这样才能作为确定其身份的依据。有些盗窃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对失窃物品的描述是一致的，但是被害人提供不出原始的购买发票，价格鉴定结论仅依据被害人陈述提供的购买时间、品种、型号等而作出，这样的证据存在瑕疵，应当对被害人的陈述补充相应的证据，证实其陈述的真实性（如同事的证言、有关部门登记资料等），使之形成证据锁链，才能采信。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都认可，但确实无法提供鉴定详细依据的，可以只认定其犯罪事实而不计盗窃金额。

1、证人出庭作证问题。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证言是最普遍、最大量、非常重要的一种证据，法院判决往往就是建立在这些证言的基础上，刑诉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书面的证人证言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比较容易取得的。同样在庭审阶段，证人也应当到庭作证，特别是被告人对证人证言提出异议，或者辩护人取得的证人证言与公诉方提供的证人证言有矛盾之处时。但是在目前的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率很低，绝大多数证人都不到法庭作证，即使法院发出出庭通知也弃之不顾，在出现矛盾时，往往考法官的“自由心证”来决定取舍。

笔者认为造成证人不出庭的原因有：

（一）、我国法律中没有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可以自由决定，如果接到法院的传票而不出庭的，也没有什么处罚措施。在以往还可以通过单位等途径“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在如今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人口的流动性大，很多证人并没有一个单位或组织可以约束，更增加了其作证的自由度。

（二）、与案件有关的证人，往往与被告人有某种联系，特别是在经济犯罪案件中，这些证人慑于侦查和公诉机关的威力，作出了相关的证言。在辩护人取证时，碍于情面他可能会作出完全相反的证言。当到达庭审阶段，在“当面对质”的情况下，证人明显“得罪”哪一方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他选择“逃避”，不愿出庭。

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要有效定罪，必然就会大量采用庭前尤其是侦查阶段警察制作的书面证言，这种不加限制地使用书面证言的情况，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现代审判制度要求对证言“真实性的情况保障”，即证言笔录本身不能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而必须以其他方式对其可靠性作出证明。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这种“真实性的情况保障”未作任何规定。不仅重大和特别严重的案件可以凭一般的书面证言定案，而且双方有原则分歧，内容很不确定的证人笔录，也可以交由法官自由取舍，使其作为定案根据。应当看到，依靠没有真实性保障的书面证言，十分容易形成错误的判定，因为书面证词的可靠性没有被交叉询问所检验，不能排除书面证词和证言笔录伪造或变造的可能，或者取证人断章取义，证人出于对取证人的信任没有阅读就签而造成证言不真实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有必要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来强制和保障证人出庭作证。

2、警察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的警察一般不到法庭作证，尤其是他们不会应辩护方的要求到庭作证，即使警察出具书面证言，常常也不是警察的证词，而是以办案单位的名义出具的证明材料，有单位印章而无证人落款。例如“关于被告人某某投案情况的证明”、“关于审讯情况的证明”等。但是对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中的某些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需要警察来证明，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的证人作用是必不可少和不可替代的。例如，关于被告人投案的情况，以及关于侦查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如物证搜集、口供获得的过程与方法等。特别是被告人辩解存在“刑讯逼供”现象的情况下，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需要，警察应当到庭作证，而不是由办案单位出具一份“不存在刑讯逼供情况”的证明材料。警察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和在法庭上作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此时他没有了作为警察的强制性力量和国家机器的威慑力，是与被告人同等地位的证人，当他面对庄严的法庭宣誓后，他必须依法如实作证，此时的他仅以个人名义向法庭作证。只有经过法庭质证，排除了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和非法取得的证据，法庭才能采信。

3、鉴定人员出庭作证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定不够合理，其出庭作证、公开鉴定过程的义务因受人身保护权利而被忽略。在实践中，鉴定人几乎不出庭接受质证，只是由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鉴定结论，而且由于司法鉴定是一项涉及多门科学的专门工作，属于以科学技术手段核实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其涉及到案件事实中的很多信息，不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难以提出辩驳意见，加上从事司法工作人员往往缺乏此方面知识，若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辩护人和被害人、代理人提出反对意见，经常因无证据而不被法院采纳。这就需要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员来对鉴定结论提出见解，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案件当事人可聘请具备鉴定知识的人出庭对鉴定结论质询，法院也不能强制要求鉴定人员出庭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予以解释,给予法官在审理案件时综合意见，这样辩方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充分保护。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明确鉴定人的权利义务，理顺鉴定程序。必须明确鉴定人要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公布自己的鉴定过程及结论，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对其陈述质询。同时规定鉴定人享有独立鉴定权、了解案情权、参与诉讼权、人身受保护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承担拒绝鉴定、超期鉴定、错误鉴定、拒绝出庭作证等应接受不利法律后果的义务。

刑事诉讼不仅要打击犯罪，同时要注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观念的转变最终要落实到行动上，只有解决好上述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刑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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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未成年人犯罪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做好未成年人犯罪的审判工作，对教育和挽救失足未成年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年来，新建县人民法院长堎地区法庭对涉少刑事案件进行大胆探索，建章立制，规范管理，在少年审判方式和帮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先后被评为市级和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笔者结合xx年以来新建县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工作开展的情况，对受理的案件及工作做法进行了调查分析，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提出自己的粗浅见解。

基本情况。xx年至今，该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45件238人，判处非监禁刑133人，判处非监禁刑率56%。

主要特点。一是暴力倾向突出。从xx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具有明显暴力胁迫犯罪的特点，主要为抢劫和故意伤害案件，在这些案件中，匕首、弹簧刀、三棱刀等管制刀具成为主要作案工具，暴力倾向突出。二是团伙性、偶发性犯罪明显。团伙作案数量较多，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审结的145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团伙作案所占比例约为62%。在近四年所审理案件中，无论是抢劫、盗窃、故意伤害还是等都表现为一时冲动，没有明显的预谋，偶发性明显。

因小事发生口角、争执引发的报复性犯罪突出。通过对新建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调研分析，近四年我县未成年人犯罪涉及抢劫、盗窃、故意伤害、抢夺、寻衅滋事、诈骗、破坏电力设施、妨碍公务、容留他人吸毒罪等罪名，以报复泄愤为动机的犯罪均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在一些故意伤害案件中大多是因同学之间小事发生纠纷，事后一方觉得自己吃亏太没有面子，找另一方算帐而引发伤害行为导致犯罪。四是未成年人犯罪文化程度不高，多集中在初中文化，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初中文化的有86人，约占全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72.3%。

在校学生犯罪比较突出。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34人犯罪案件中有31人为在校学生，所占比例约为26%。

未成年人犯罪以留守学生和单亲孩子居多。

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上升趋势明显。新建县人民法院近四年受理的未成年人119人犯罪案件中，14-16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53人，约占44.5%，16-18周岁的未成年人数为66人，约占55.5%。

判处缓刑的少年犯再次犯罪率呈上升趋势。近年来，未成年人被判处缓刑的再次犯罪或者被行政处罚被撤销缓刑的概率上升。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机构。新建县人民法院长堎地区法庭担负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任务，选配了政治素质优秀、审判业务精通的5名法官从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五位法官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受过良好的法学教育，这为少年审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强的队伍保障。同时，新建县人民法院还从县妇联、学校等单位聘请了3名人民陪审员，参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挖掘审判资源，突出庭审效果。探索惩教结合新路子，把维权活动贯穿于刑事审判全过程，全方位的开展维权工作。

一是注重庭前调查。开展庭前走访被告人的学校、家长、亲友或住所地派出所民警、居委会主任，了解情况，做到了“三查明”，既查明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征、平时表现、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家庭及周围生活环境;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的认识和态度。并把这些内容均固定到《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表》中，作为第一手资料，从中把握少年犯思想脉络，摸清其犯罪的症结，确保在庭审中有的放矢地对少年犯进行教育和挽救。

二是有的放矢，搞好开庭审理。针对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和个别法定代理人自我保护意识差，无钱请律师做辩护人或无视其子女的辩护权益的青少年，均为未成年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保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三是大胆适用非监禁刑，重视回访。在审判工作中，对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不大，一时失足的被告人，积极退赃，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有监管条件的，大胆适用非监禁刑。xx年5月，新建县人民法院对西山文武学校的5名参与抢劫四次的未成年人学生均适用了缓刑。该5名学生脱离父母管教，法律意识淡薄，其犯罪具有偶发性，且该五名学生均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判处缓刑后继续回学校接受教育，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是着眼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罪犯，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重视判后延伸。为了达到审判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四年来，先后共选派法律知识过硬、司法业务能力强的3名法官担任辖区学校兼职法制副校长，具体负责所任学校的法制宣传教育。组织巡回教育，就地以案讲法。

均出庭率低于60%。

回访帮教工作受到经费等因素的制约。由于财政保障机制的缺乏，当前的回访帮教工作仅局限在判处缓刑的未成年罪犯范围，并且也不能做到对全部未成年罪犯的跟踪回访;同时对少数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罪犯的回访工作未能开展，对这些未成年罪犯在监禁场所的改造情况无法掌握。

与外地公安机关协调难。对被判处缓刑的外地未成年罪犯按法律规定应由罪犯住所地公安机关执行，但执行。

通知书。

送达后，一般外地公安机关很少回执新建县人民法院。

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挽救难。新建县人民法院在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经常遇到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主观恶性大，社会危险性大的暴力型犯罪，但是因其未满14周岁，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放纵了犯罪。

进一步加强缓刑适用和回访工作。加大适用缓刑的力度，便于失足青少年尽快融入社会、适应社会;强化回访帮教工作，扩大回访对象的范围。

加强司法建议工作。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发现普遍性或需提请注意的问题，有针对地向有关单位提出司法建议，促进未成年人保护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工作的开展。

拓展司法保护范围。增加对法律援助的投入，合理设置关押场所和少年法庭，对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减少使用羁押强制措施，探索实行“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

改进现有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庭的设置，使审判环境更具人性化。借鉴“圆桌审判”方式，最大限度减轻未成年被告人的恐惧和抵触心理，使之更符合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特点，充分体现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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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查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正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整规工作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都与法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比较突出，需要着力加以解决。为此，近期总理对全国整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关键在建立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结合长期从事基层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就整规工作中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对策作以初浅的分析，以期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能有所借鉴和帮助。

衔接的主要工作。

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质量技监部门主要承担依法查处生产、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任务。具体来讲，主要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棉花、计量执法和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在这些执法打假工作中，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也就是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犯罪案件主要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该案件实际主要由工商部门予以移交，但有时会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相竟合）及非法经营案件等。从近几年笔者所在质量技监部门的执法打假工作实践来看，符合上述移送标准，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基本没有，主要原因是案件不符合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和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笔者近年来的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来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需明确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即何种行政执法案件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还不够完善和明确。

当前，涉及质监行政执法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及非法经营案件等。根据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基本上还比较清楚，或者说质监部门对此还有所了解。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则极为复杂，目前质监部门对此的了解和掌握还远有差距。而长期以来由于打假的呼声持续高涨、打假的力度不断加强，涉及犯罪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诈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假冒注册商标等行为因易于辨别、判断且公愤极大而被违法犯罪分子所摒弃或转入更为隐蔽的状态，所以此类行为在当前质监行政执法实践中的查处比例渐趋下降。而由于国家“从源头抓质量”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相应措施的实施，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等产品的经营活动必须首先获得相关资质认可（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方能从事，所以对这些领域的质监行政执法重点就是审验生产、销售者的相关资质或其经营的产品的相关资质，即审验其是否获取了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证照，而并不需要对相关产品的内在质量情况作进一步的判定，实际上大多产品的内在质量并非存在问题，关键是未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相关手续。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质监行政执法所查处的无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案件在确定是否属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范围时就产生了标准和条件较为复杂而无法明确的问题。因为，与之相连的可能是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极为复杂，就目前质监部门的判断能力来讲对此还无法予以明确。所以，亟需对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予以完善和明确。

（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还不能适应及时准确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形势要求。

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否给予某种行为以刑事处罚是极为严肃、极为专业的法律工作，需要包含法律素质在内的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而目前，质监行政执法人员大多非法律专业出身，且素质参差不齐，加之长期从事质监某一类型的单一的执法工作致使知识面窄、思维模式定型，要求其及时准确地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如此，作为是否移送的审批人，有关负责人也存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当然，由于缺乏对刑事司法工作的了解和相应的实践经历，具体办案的质监行政执法人员也无法全面、准确落实符合刑事司法要求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从而可能使在真正面临移送案件时因能力问题而丧失追诉最佳时机的顾虑无法消除。所以，移送诸多环节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显然制约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而这当中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还缺乏明确有效的的工作机制。

从先前的质监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实践看，大多情况下，质监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遇到极大阻力时应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配合，或遇到专项整治工作任务时，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而检察机关则往往是以查办贪污贿赂案为目标主动突击检察，指导帮助行政执法机关提高移送案件的判断鉴别能力和水平的服务性工作则极为薄弱，甚至缺失。至于法院，在发生行政诉讼案件时才可能与行政执法机关发生联系，平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业务往来。总之，可以说，目前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有关业务工作的往来上是少量的、即时性的，相互间的工作联系机制是松散的、不稳定的、模糊的。就具体细节而言，行政执法机关在发现有涉嫌移送案件时，向刑事司法机关的哪一具体部门予以移送，移送案件最终审核结果又如何予以反馈等问题不一定行政执法机关就十分清楚明白，刑事司法机关也未必就此类问题向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告之。所以，工作联系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制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几点意见和建议。

针对上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行政执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刑事法律知识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主要是加强《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培训教育，使其强化在行政执法过程当中会发生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和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执法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必然要求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明确移送的基本标准和基本程序等涉及具体操作的有关知识，从而促进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工作。

（二）刑事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有关移送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在这方面，主要是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以及移送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等有关内容予以培训指导。因为，不论是从业务工作范围、业务知识和技能，还是从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来讲，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核、认定等工作，行政执法机关都远远无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相媲美。所以，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应尽快完善和明确。在这方面，主要是由有关机构作为牵头或负责单位，商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讨论、论证，制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形成长期、稳定、明确的衔接工作模式，克服先前即时、松散、模糊的衔接工作缺陷，以有利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关键，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所要解决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总之，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于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司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调研和探讨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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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

建议书。

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刑事调研报告

本文目录。

xx年10月31日，**省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作为全省检察机关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范性正式文件。对此规定，我院认真组织了学习、研究，在具体的办案工作中结合个案情况予以正确把握执行。

一、办理刑事和解案件的现状。

二、开展刑事和解的做法。

省院的《规定》对刑事和解的涵义、原则以及运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条件、审查内容、处理方式、审批程序等均作出了明确规定，我院在认真学习《规定》的基础上，着重采取以下举措，确保刑事和解工作顺利开展。

（一）提高认识，准确把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院要求干警认真学习领会省院的《规定》，准确把握刑事和解的丰富内涵，更新执法理念，更主要的是通过轻缓化、人性化地适用法律，立足促进社会和谐来办理刑事和解案件，化解社会矛盾，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大众对公平与正义的期望。

（二）掌握原则，正确适用刑事和解。

我院严格按照《规定》，掌握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原则，真正做到“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宽严有度”。

一是可捕可不捕的则不捕。主要是对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可以不批准逮捕。已批准逮捕的，如果不妨碍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改变强制措施。如赵故意伤害案：xx年3月5日零时许，赵听到其胞兄被人打后，怪罪于事发现场的夜宵摊老板张贻权，并对张贻权拳打脚踢，将张贻权殴打成轻伤。案后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赵不批准逮捕。

二是可诉可不诉的则不诉。如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轻伤害案件、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并已执行且被害人要求或者同意不再继续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等案件，要按照严格依法、区别对待、注重效果的原则，积极适用刑事和解机制处理，依法决定不起诉。如周交通肇事案：xx年10月21日晚9时30分，未取得驾驶证的周驾驶不符合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的湘n11860号跃进牌货车从前后停有车辆的**县江口镇彭红辉饭店门口一侧的公路上起步左拐驶出，恰遇未取得驾驶证的谢壹樟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嘉爵125型二轮摩托车搭乘2人迎面驶来，周避让不当，往左行驶，横占道路，而谢壹樟技术生疏，惊慌失措，导致两辆车相撞，从而造成驾驶、乘坐二轮摩托车的3人受伤，经法医鉴定谢壹樟属重伤，舒孝冲属轻伤，石泡属轻微伤，经**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书认定，周承担此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案发后，周对伤者送往医院治疗，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我们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三是对犯罪情节较重，需要提起公诉的，将刑事和解的有关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并向法院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如张故意伤害案：xx年1月的一天，被害人谢、谢×等人到张家问其要帐，因张不肯还帐，双方发生争执，谢等人将张打伤。同月31日19时许，张纠集其弟弟张×（已判刑）及本县桥江镇青年奠等7人持持砍刀、柴刀等凶器来到本县谭家湾镇深子湖村,发现被害人谢、谢×在一起看录像，张一伙听后即对谢、谢×一伙乱砍，直到二人被砍倒后才罢手。谢被砍伤头部、左肩部、左手腕、左小腿，经法医鉴定为重伤。案发后，张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108000元，取得被害人谅解，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我们审查认为，该案犯罪嫌情节较重，应依法提起公诉。我们将双方刑事和解协议移送县法院，依法提起从轻处理的量刑建议。后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三）区别方式，确定刑事和解的启动。

按省院的《规定》，刑事和解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启动。

第一种方式是当事人双方自行达成的和解，包括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或者双方近亲属、代理人、辩护人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对于通过这一方式达成和解的，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他们提交刑事和解。

协议书。

后，原则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理。如xx年4月23日上午，向×在没有取得正式驾驶执照的情况下，驾驶无牌轮式拖拉机由本县桐木溪乡南村驶往水东镇，上午10时30分左右驶至本乡寅角四村地段时，向×为避开路上行人而使用紧急制动，由于下雨路面湿滑导致车辆失去控制半悬空驶向道路左侧，将正在道路左侧行走的被害人贺林芝撞倒，被害人贺林芝因伤势过重而死亡。案发后，向×于xx年4月27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且与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就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以书面形式请求不再追究被不起诉人向月的刑事责任。我们审查后，依法对其做出相对不诉处理。

第二种方式是双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基层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和解，或者双方当事人在单位派员进行调解达成的和解以及其他机关和单位在职权内进行调解达成和解，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提请我院对案件从宽处理时，我院在当事人提交刑事和解调解书后，亦予以从轻处理。如xx年8月25日，龙潭镇村民陈×在该镇旭日酒店门口因小事被害人李余星发生争吵，李余星随陈×来到其家中，双方再次发生争吵，陈×顺手从厨房台板上操起一把菜刀把李余星的头部剁伤，经鉴定，李余星伤情为轻伤。案发后，双方当事人通过县龙腾法律服务所调解，由陈×赔偿李余星8千元，双方达成和解。该案由公安机关提请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我们依法对陈俊作出不捕决定。

三、适用刑事和解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固然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省院有了明确《规定》，但与其他新制度的创设一样，具体适用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一）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制约。我国传统刑事司法理念是一种国家本位的价值观。在这种刑事司法理念下，犯罪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所侵犯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国家利益；刑罚作为公权的组成部分，要求对犯罪嫌疑人的追诉只能由国家进行，而不允许和解。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公众出于对社会安全的期望，对犯罪人一般深恶痛绝，希望严厉处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社会公众能否接受是一个重要问题。另外，当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在政法部门少数人的思想中亦存在观念性障碍。特别是侦查机关对一起刑事案件的侦破，不可否认的要投入一定的司法成本，如果检察机关建议撤案或不捕、不诉，在一定程度上侦查机关难以接受。

（二）刑事和解法律效力不明确。现行刑事立法对刑事和解规定的不明确，使刑事和解的法律效力缺少依据。刑事和解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的协议，不能像其他刑事裁判一样具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自觉履行，不会被强制履行。此外，真实自愿的和解协议因时间、情况的变化，在履行中可能会出与无力履行、消极履行、恶意不履行等情况。现行法律对履行刑事和解协议的保障不足，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刑事和解的适用。

（三）现行一些制度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一是检察工作考核指标之一的不起诉率制约了刑事和解的适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不起诉率作出了控制，使得办案单位不得不考虑指标问题，致使许多刑事和解后符合不起诉条件的刑事案件不得不进入公诉、审判程序。并且，《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公诉案件不适用和解程序，这就将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能性排除在公诉案件之外，成为刑事和解制度引人实践操作的一大制约因素。二是刑事和解缺乏相应的评价标准和监督机制。在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还遇到一个技术性难题，即如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再犯罪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评估，也缺乏相应的对其监督机制。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经济状况亦制约了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从实施情况来看，有无赔偿能力已成为是否适用和解制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从我院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看，均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履行了经济赔偿后，才容易得到被害人的谅解，从而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处理结果，且由于缺乏明确的赔偿标准和赔偿范围，被害人可能利用这一有利地位获得超出其损失的赔偿。而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差、没有条件赔偿的，则难以达成和解协议。这可导致刑事和解只对有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而将贫穷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排除在外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和解可能会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捷径”，也会因此使人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

（五）个案中适用《刑事诉讼法》与《规定》的条件放宽。省院的《规定》第10条第二款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法定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可能判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二款作出不起诉决定”；而《刑法》第142条第二款：“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我国刑法没有轻罪、重罪之分，轻微犯罪是指社会危害不大，法定最高刑较低的行为。根据《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适用缓刑。因此，可以把法院最高刑为三年的犯罪视为轻微犯罪。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在三年以上且具有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则应考虑处罚放宽的问题。

四、适用刑事和解的对策。

刑事和解作为对刑罚制度的重要探索，在节约诉讼资源、有效化解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敌对情绪，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问题，应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一）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转变传统刑事司法理念。传统刑事司法理念认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以刑罚是基于报应和赎罪，其后果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监禁在监狱里。而社会主义理念认为，刑罚是为了改造罪犯、保护被害人、维护社会稳定，其结果是被害人得到补偿、犯罪嫌疑人悔罪认错、社会关系得到恢复。由于刑事和解的核心价值理念是被害人保护思想，体现了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司法保障的理念。因此，要切实转变执法人员崇尚重刑的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刑罚观，消除刑事和解制度在司法环节适用中的观念性问题。

（二）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进程。我国刑法典对于刑罚种类和非监禁刑的有关规定与目前国际上刑罚轻缓化的趋势严重脱节，对刑事和解没有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不但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还禁止适用法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和完全不定期刑。而我国非监禁刑的有限性，导致了刑事和解最终确定的解决方式于法无据。我们应积极总结经验，适时修改现行刑法典，增加非监禁刑的种类和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把刑事和解纳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

（三）规定刑事和解协议的法律效果。立法应明确规定刑事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如果在刑事和解过程中，双方在规定期限内不能达成和解协议，那么案件马上重新转入司法程序，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去处。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和解协议，在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确认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对其予以认可，并且在履行后，和解协议可以作为案件终结的依据。如果达成和解协议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自觉履行，那么也不会如其他判决一样被强制履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唯一的法律后果是刑事和解程序终止，进入司法程序。

（四）合理设计刑事和解制度，增强对被害人的保护，杜绝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一是合理进行制度设计，防止不同犯罪嫌疑人因赔偿能力不同而导致的司法不公。在制度设计时应规定，经济赔偿是通常结果而不是必须结果。在涉及及经济赔偿时，检察人员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经济条件，向被害人提出多种选择方案；如果被害人执意要求赔偿超过犯罪嫌疑人支付能力的金钱数额，应向其阐明利害关系，反复劝说；如果被害人仍固执己见，则不适用刑事和解，但审查未成人犯罪案件时，应着重贯彻保护原则。并且，对和解协议中的赔偿期限应适度放宽，不必一律规定在达成和解协议时全部付清赔偿款，应允许当事人设定一定的赔偿期限，这样可以给经济上一时有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解的机会。二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引诱或胁迫被害人进行刑事和解。检察人员应加强对和解的监督，审查被害人的和解申请是否出于自愿，如果加害方采取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措施影响被害人，迫使其“自愿”进行刑事和解，一经发现或者由被害人提出，将撤销和解，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以此加大加害方的违法成本。三是加强刑事和解过程的公正性、公开性，防止和解过程中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如刑事和解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由检察人员主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代理人、监护人和亲属，被害人及其代理人或监护人、亲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活社区就读学校人员以及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部门）人员参与，通过听取被害人陈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错与道歉以及侦查部门的相关意见，然后进行协商，并制作和解协议书，实现和解程序的公正；引入人民监督员等社会监督制度，对和解过程的公正、公开、透时进行监督。

（五）进一步落实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但如何使量刑建议权落到实处，仍是困扰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如果在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检察机关在公诉时提出从轻、减轻处罚的量刑建议，但审判机关未予充分考虑，也会使这一制度的实际效果落空。因此，检、法两家应联合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履行刑事和解协议作为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情节，在量刑时给予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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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大批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得到了有效查处，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正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因此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整规工作的形势仍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都与法制不健全和执法不严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比较突出，需要着力加以解决。为此，近期总理对全国整规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关键在建立健全法制，严格执法。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结合长期从事基层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就整规工作中质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现状及对策作以初浅的分析，以期对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能有所借鉴和帮助。

衔接的主要工作。

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质量技监部门主要承担依法查处生产、经销假冒伪劣产品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工作任务。具体来讲，主要是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棉花、计量执法和特种设备等重点产品和重点领域的执法打假工作。在这些执法打假工作中，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也就是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犯罪案件主要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该案件实际主要由工商部门予以移交，但有时会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相竟合）及非法经营案件等。从近几年笔者所在质量技监部门的执法打假工作实践来看，符合上述移送标准，需要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基本没有，主要原因是案件不符合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和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笔者近年来的质监行政执法工作实践来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还存在一些亟需明确和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即何种行政执法案件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还不够完善和明确。

当前，涉及质监行政执法需要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主要案件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件、诈骗案件、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案件、假冒注册商标案件及非法经营案件等。根据现行《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诈骗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基本上还比较清楚，或者说质监部门对此还有所了解。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则极为复杂，目前质监部门对此的了解和掌握还远有差距。而长期以来由于打假的呼声持续高涨、打假的力度不断加强，涉及犯罪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诈骗、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假冒注册商标等行为因易于辨别、判断且公愤极大而被违法犯罪分子所摒弃或转入更为隐蔽的状态，所以此类行为在当前质监行政执法实践中的查处比例渐趋下降。而由于国家“从源头抓质量”指导思想的确立和相应措施的实施，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关乎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食品、农资、建材等产品的经营活动必须首先获得相关资质认可（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方能从事，所以对这些领域的质监行政执法重点就是审验生产、销售者的相关资质或其经营的产品的相关资质，即审验其是否获取了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证照，而并不需要对相关产品的内在质量情况作进一步的判定，实际上大多产品的内在质量并非存在问题，关键是未获得国家的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相关手续。正是上述原因的存在，质监行政执法所查处的无生产许可证、强制性认证等案件在确定是否属移送公安司法机关范围时就产生了标准和条件较为复杂而无法明确的问题。因为，与之相连的可能是非法经营罪，但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案标准和条件极为复杂，就目前质监部门的判断能力来讲对此还无法予以明确。所以，亟需对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行政执法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予以完善和明确。

（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还不能适应及时准确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的形势要求。

刑事责任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是否给予某种行为以刑事处罚是极为严肃、极为专业的法律工作，需要包含法律素质在内的较高的综合素质才能胜任。而目前，质监行政执法人员大多非法律专业出身，且素质参差不齐，加之长期从事质监某一类型的单一的执法工作致使知识面窄、思维模式定型，要求其及时准确地判断所办案件是否需移送公安司法机关显然是力不能及的。具体办案的执法人员如此，作为是否移送的审批人，有关负责人也存在这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当然，由于缺乏对刑事司法工作的了解和相应的实践经历，具体办案的质监行政执法人员也无法全面、准确落实符合刑事司法要求的有关调查取证工作，从而可能使在真正面临移送案件时因能力问题而丧失追诉最佳时机的顾虑无法消除。所以，移送诸多环节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显然制约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有效开展，而这当中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是最为关键的制约因素。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还缺乏明确有效的的工作机制。

从先前的质监与司法机关的工作联系实践看，大多情况下，质监部门在行政执法工作遇到极大阻力时应请求公安部门予以协助配合，或遇到专项整治工作任务时，双方各司其职、协同配合。而检察机关则往往是以查办贪污贿赂案为目标主动突击检察，指导帮助行政执法机关提高移送案件的判断鉴别能力和水平的服务性工作则极为薄弱，甚至缺失。至于法院，在发生行政诉讼案件时才可能与行政执法机关发生联系，平时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业务往来。总之，可以说，目前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在有关业务工作的往来上是少量的、即时性的，相互间的工作联系机制是松散的、不稳定的、模糊的。就具体细节而言，行政执法机关在发现有涉嫌移送案件时，向刑事司法机关的哪一具体部门予以移送，移送案件最终审核结果又如何予以反馈等问题不一定行政执法机关就十分清楚明白，刑事司法机关也未必就此类问题向行政执法机关予以告之。所以，工作联系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是制约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

几点意见和建议。

针对上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决：

（一）行政执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刑事法律知识的培训教育。在这方面，主要是加强《刑法》、《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及有关司法解释等法律、法规、规章的培训教育，使其强化在行政执法过程当中会发生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情况和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是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执法有效性、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必然要求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明确移送的基本标准和基本程序等涉及具体操作的有关知识，从而促进行政执法机关的移送工作。

（二）刑事司法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有关移送业务工作的培训指导。在这方面，主要是对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和条件以及移送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等有关内容予以培训指导。因为，不论是从业务工作范围、业务知识和技能，还是从实践经验等诸多方面来讲，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核、认定等工作，行政执法机关都远远无法与刑事司法机关相媲美。所以，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前提和保障。

（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应尽快完善和明确。在这方面，主要是由有关机构作为牵头或负责单位，商行政执法机关、刑事司法机关讨论、论证，制定行之有效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建立和形成长期、稳定、明确的衔接工作模式，克服先前即时、松散、模糊的衔接工作缺陷，以有利于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顺利有效开展。这是做好行政执法机关移送工作的关键，也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所要解决问题中的当务之急。

总之，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工作对于严格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司法，有效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制权威，促进依法治国具有重大意义。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调研和探讨理应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和司法部门的重视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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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县人大常委会xx年工作要点及主任会议安排，10月13日，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斌带领法工委两名同志，对县人民法院xx年以来的刑事审判工作进行了调研。调研中，召开了法院领导及刑庭全体干警参加的座谈会，听取法院领导的工作汇报及参会人员的意见建议，全面了解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总体认为，县人民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严格依法办案，突出打击重点，提升案件质量，参与综合治理，有力打击刑事犯罪，为维护思南的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有法官3名，其中庭长1名，审判员1名，助理审判员(兼书记员)1名，均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其中：四级高级法官、副科级审判员1名，科员2名，平均年龄35岁。

xx年以来，全院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462件712人，其中公诉案件454件，自诉案件8件。在受理的462件案件中，从案件数量上看：盗窃107件占23.2%，抢劫51件占11.0%，故意伤害48件占10.4%，性侵犯42件占9.1%。从犯罪人数上看：盗窃194人占27.2%，抢劫92人占12.9%，故意伤害48人占7.8%。

审结442件，结案率95.7%，作有罪判决655人。其中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5人，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75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423人、拘役的32人(其中判缓刑的167人)，免于刑事处罚16人。在审结的案件中，未成年人154人，占总人数的21.6%，其中判七年以上有期徒刑3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17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129人(其中宣告缓刑62人)，管制1人，免于刑事处罚3人，不负刑事责任1人。

近年来，刑事案件的特点：一是侵财案件居高不下，并呈逐年上升趋势;二是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犯罪增多，特别是留守少年犯罪，在盗窃、抢劫犯罪中，未成年人占到50%以上;三是性侵害案件有所抬头;四是毒品犯罪有增无减;五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恶势力团伙犯罪案件明显上升。

xx年以来，县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和“公正司法，执法为民”的指导方针，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在案件多、类型杂、任务重、人员少、审限短的情况下，扎实开展工作，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着重围绕以下五个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一)严格依法办案，着力提高办案质量。

案件质量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线。为了确保每个案件都符合“不错不漏、不枉不纵、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的要求，县人民法院严格把好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努力把案件办成“铁案”。

一是充分发挥合议庭功能。发挥审判长、主审人在合议庭中的主导作用，按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认真核实证据，正确运用法律，作出公正判决，确保案件质量。

二是依法保护被告人的辩护权。一方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被告人未请辩护律师的，为他们实施法律援助，指定辩护人出庭辩护;另一方面，在庭审过程中，耐心听取被告人的辩解。对控辩双方关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方面的不同意见，认真加以鉴别，查明事实，做到证据充分，力求判决公正。

三是完善案件质量管理机制，层层审核把关，规范量刑制度。按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将案件质量纳入考核工作业绩的重要内容之一，并细化案件质量的责任;对办结的刑事案件，首先庭长审核，其次，分管院长审核签发，再次重大复杂疑难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集体讨论研究决定，层层把关确保案件质量。通过以上措施，刑事案件审判质量有了显著提高，xx年来，上诉17件，地区中级法院维持原判13件，发回重审只有1件，中院正在审理的3件。检察机关抗诉4件，其中检察院撤诉1件，3件正在中院审理中。发回重审率仅为0.22%，抗诉率也只有0.88%。

(二)突出打击重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县人民法院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首要任务，依法严厉惩处各类危害社会的刑事犯罪，对有组织带黑恶势力性质的团伙犯罪，对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对盗窃、抢劫、抢夺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依法从重从快处罚，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保障社会安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三)全面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审判政策。坚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裁判原则，保证罪轻的不重判，无罪的不追究，着重抓好四个环节。

一是抓好附带民事案件的调处工作。附带民事赔偿调解结案率高达70%以上，当即兑现达50%。这类案件双方当事人矛盾较深，对立情绪大，如果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甚至酿成新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尽力了解原被告家庭状况、心理状态及经济状况，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工作，减少仇恨心理，缓解对立情绪，劝导被告人家庭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以取得受害人的谅解，化解双方矛盾，调解结案。

二是认真做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工作。未成年人犯罪有其一定的特殊性，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犯罪后的悔罪表现、个人成长等因素，从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的角度出发，尽量适用非监禁刑。

三是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悔罪表现好的过失犯、未遂犯、初犯、偶犯等，本着教育挽救的目的，以宽缓为主，依法从轻减轻处罚。

四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加强法制宣传。在刑事审判中，县人民法院除按法律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外，其余一律公开审理，允许公民旁听，使刑事审判成为教育公民增强法律观念的重要形式。此外，县人民法院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职工旁听案件审理，派刑事法官为中小学生上法制宣传课，担任法制副校长，开展法制宣传。

(四)是狠抓审判方式创新，努力提升办案效率。

近年来，我县刑事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刑事法官数量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去年，我县刑事法官人均办案量在50件以上，任务重、压力大。开庭前的阅卷、开庭后的裁判书制作多是依靠加班完成，一线法官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对此，县人民法院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办案任务，在依法公正的前提下，着重围绕提高诉讼效率，积极采取以下举措：

二是适用简易程序，提高办案效率。对于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果断适用简易程序或简化审理。在审结的案件中，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达309件，占刑事审判总数的70%。这一举措，节约了诉讼成本，有效利用了司法资源，使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刑诉法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二十日以内审结”。

(五)深化岗位练兵，全面提高刑事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

坚持以法官职业化建设为主线，利用各种平台，提高法官业务水平。

一是强化业务培训。本着边学边干的原则，刑事法官在办案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一方面县法院自身经常组织业务培训，另一方面参加省高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业务培训，多措并举，强化训练，提高法官的审判技能与业务能力。

二是培养法官后备力量，积极参加司法考试。

三是全面实行岗位目标管理。将各项。

规章制度。

贯彻落实情况与法官工作业绩、廉政建设有机结合，严格考核，记入法官考核档案，作为任用干部的一个重要依据。

xx年以来，县人民法院抓队伍，促业务，全院刑事法官不但没有一人因违法违纪而受处分，而是个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私奉献。

虽然县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法官的综合素质有待提高，刑事法官的办案能力与刑事审判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之间存在差距。近几年来，新的刑事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层出不穷，由于办案任务繁重，法官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充电，法官法律专业知识不能及时更新，工学矛盾严重影响了法官办案能力的提高。

(二)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与审判力量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近年来，重大、疑难、新类型案件不断出现，案件数量逐年增多，而审判人员相对较少，刑事审判任务日益艰巨。刑事审判法官人均年办案数达50件以上。

(三)与公安、检察院的联系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法律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分工负责、互相制约、互相配合”。但我们了解，我县公检法三部门互相制约做得比较好，但互相配合就有待加强，时常为一些案件的定性、证据的补充侦查、捕与不捕及量刑幅度产生分歧，在这方面，需加强沟通，达成共识，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维护司法权威。

(四)案件当庭宣判率不高，对普通程序简化审和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这几年来，刑事案件的当庭宣判数只有2件，当庭宣判率只有0.45%。

县法院对上述问题应予高度重视，认真分析，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克服和解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继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杀人、抢劫、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安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各类犯罪，加大惩治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力度，为我县经济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进一步转变刑事司法理念，更好地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注重人权保护，在坚持罪刑法定、适用刑法平等和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的同时，充分考虑被告人在积极履行民事责任情况下的量刑处罚，在审判环节加大追赃力度，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有利于减少犯罪、增强群众安全感、促进社会和谐出发，准确把握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努力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刑事审判效率。针对当前刑事审判工作中案多人少的情况，适当充实刑事审判力量，充分调动法官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加强法官素质培训，加大新类型犯罪和经济犯罪法律适用的研究，不断提高法官庭审技能，并尽力提高当庭宣判率。

(四)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检察院的配合，健全工作联系机制，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共同研究解决刑事案件中的疑难问题。

(五)进一步提高法律文书制作水平。努力提高审判人员综合分析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做到定性及适用法律准确，事实叙述清楚，裁判说理充分，对律师辩护意见采纳与否予以说明，尽力提高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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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

通知书。

”、“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

建议书。

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刑事诉讼法实习报告

刑事拘留怎么办

(一)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拘留：

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

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

4、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

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

6、不讲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

7、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

(二)检察机关对于上述第4、5种情形，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1、法院没有刑事拘留权，因为法院直接受理的案件都是自诉案件，不存在紧急情况;。

2、检察院有决定拘留的权力，但应当交由公安机关执行。

1、公安机关执行拘留必须出示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拘留证(持证);。

2、执行拘留的人员不得少于两人;。

3、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24小时;。

6、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人所在地公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检察院拘留犯罪嫌疑人必须由检察长决定，送达公安机关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

(一)拘留期限的计算方法。

拘留的时间=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时间。

(二)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间。

2、案情重大复杂的，可以延长1至4日;。

3、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批准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到30日。检察院必须在7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上述3种情况是说，公安机关在拘留后的第3天或者第7天或者第30天，必须提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

(三)犯罪嫌疑人被拘留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期限。

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最长期限是7天。

(四)计算。

1、一般情况下，拘留的最长时间是10天(3+7);。

2、特殊情况下是14天(3+4+7);。

3、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是37天(30+7)。

(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检察院不适用第三种拘留期限，即检察院以拘留这种强制措施羁押犯罪嫌疑人的，一般是14天，最长时间是17天。

刑事拘留是一种强制措施，当某一公民涉嫌犯罪时，为进一步调查，公安机关有权依法对其实施刑事拘留。同时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小时以内同时被拘留人的家属或所在单位。

当然，如果被拘留人拒绝提供家属地址或者提供地址有误，也可能导致家属无法及时收到拘留通知书的情况。

法律规定，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为37天，如果公安机关在37天内未提请检察院对被拘留人实施逮捕，必须释放被拘留人或者对其变更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

如果在37天内，检察院批准逮捕，那么犯罪嫌疑人将会被延长羁押期限至法院的审判，最终由法院定罪量刑。

家属在被拘留人刑事拘留之日起至法院判决前这段期间，都无法会见家属。法律规定，在这段期间，只有家属(直系亲属)委托的律师才可以会见。

如果家属想及时了解亲人涉嫌罪名的具体情况以及在看守所的生活状况，委托律师就可以解决上述疑问，而且及早委托律师，能有效维护亲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代理过的众多案件最后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取保候审也称为保释，也是一种强制措施，不过和刑事拘留相比较，它对嫌疑人的人身自由约束较小，不用关押在看守所。

律师和亲属可以为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是可能判处刑期较短，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犯罪嫌疑人，决定机关可以是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一旦允许取保候审，申请人要提供金钱担保或担保人担保。

很多家属咨询问如果受害者不起诉或者撤案，嫌疑人能否出来?这涉及到刑事案件能否和解的问题。根据我们国家的刑事法律法规，刑事案件仅民事部分可以调解，也就是因犯罪行为对受害者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失的，双方可以就赔偿方面达成调解协议，但刑事部分(量刑)是不能调解。

因此，刑事案件不存在受害者起不起诉的问题，只能是由检察院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刑事案件一般经过三个阶段，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法律规定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期间。

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又被批准逮捕后，一般经过4—6个月就会移送到法院审判，特殊情况还可能相应延长一些时间。

当得知亲人被关押在看守所，首先心态上要沉着冷静，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或者看守所查询亲属的情况，并向法律专业人士咨询和寻求帮助，比如专业的刑辩律师就可以帮到你。

不要病急乱投医，盲目听信他人谎称花钱能把你亲人“弄出来”的谣言，避免上当受骗，再次受到伤害。看守所会提供衣物和日常用品，家属不用送衣服进去，所有的物品都无法送进去。如果经济允许，你可以在看守所的办事大厅汇钱进去给亲人，让他在里面消费用。

从性质上来看，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在法律上只是涉嫌犯罪，所有公民未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为有罪。从刑事案件处理的结构上看，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律师辩护，法院居中裁判。

因此，公安机关与检察院的职能是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律师的职能是为犯罪嫌疑人辩护，维护其合法权利。如果某一公民是无辜的，更需要律师的帮助，即使构成犯罪，其应有的权利也不应被剥夺，特别是法律赋予其自我辩护及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权利。因此，委托律师的作用一定对你的亲人有很大的帮助。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报告

有关犯罪研究表明:初次犯罪的年龄越小，再次犯罪的可能性越大;再次犯罪的次数越多，终止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在一个孩子因为伤害他人进入司法程序之后，司法机关给予他怎样的对待，能否使他感受到关怀、理解和尊重，能否使他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消除他对未来的担忧、防止出现破罐破摔心理，对这个孩子今后的人生，影响重大。

早在1986年，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科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小组——“少年刑事案件起诉组”，这是我国检察机关第一个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办案小组。2009年1月17日，上海市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检察机关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市三级检察机关已全部成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科)，全市共有110人专门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上海市检察机关创设了一整套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检察工作机制。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严明华认为，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检察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要有爱心、有必备的法律专业素养、有一定的社会阅历，比如，只有那些做了妈妈的检察官，才有足够的宽厚和慈爱，才能理解那些犯了错的孩子，并用真心去关爱、教育他们。记者注意到，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顾晓琼，卢湾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赵丛萍，黄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黄卓懿，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长董利，杨浦区检察院未检科长夏芳„„这些未检科长都已身为人母。

姚建龙说，如果仅仅是完成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惩罚，检察机关通过机械地履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基本职能就可以实现，但这只是看病，不是看人。而我们正在做的不仅是人的工作，更是心的工作。

据了解，目前，上海市检察机关已初步形成了“捕诉防”一体化的未检基本模式，并开始出现向“未检一体化”模式发展的趋势。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所犯罪行一般较为简单、犯罪事实较为清楚，因此没有必要像成年人犯罪那样实行捕诉分开，而可以由主办检察官自受理案件起，全程负责案件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参与综合治理预防犯罪等工作，以使预防工作更好地融于检察办案过程之中，真正做到一案一防，有案必防，办案紧贴预防。而“未检一体化”，则代表了上海市未检工作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新趋势，其目的在于建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正的多部门、跨部门合作机制，以聚集区域内资源优势，形成挽救合力。具体包括四个着眼点:。

一是未检机构职能一体化。打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职能壁垒，将批捕、起诉、预防、执行(监所检察)，以及民事行政检察、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办理等职能，统归未检机构。

二是未检办案模式一体化。打破捕诉交叉的办案方式，由同一检察官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进行个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较为简单，绝大部分涉罪未成年人都会认罪，捕诉交叉制约的意义不大，而由同一检察官承担批捕、起诉、预防职能有利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

三是司法一体化。公检法司均形成未成年人案件专办机制，提高专业化素能，实现未成年人案件办理的无缝衔接。

四是社会支持一体化。聚集国家力量(民政、教育、文化、工商、妇联、共青团等)和社会力量(专业社工、志愿者、非政府组织、社区等)，建立健全少年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

严明华检察长告诉记者，从上海未检的发展现状来看，“未检一体化”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未检改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自下而上的阶段。除上海市外，在大部分省市未成年人检察总体上还只是被视为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的一项“活动”，而不是检察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未检机构建设、未检办案程序、未检特殊办案制度等均有待进一步规范和发展。此外，由于未成年人检察改革易于引起社会关注，也因此容易出现“形式”重于“实质”的风险。今后未检改革应进一步坚持依法、理性、“儿童中心主义”的原则，避免未检改革的异化，尽快推动独立未检制度的建立，让未成年人真正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以下是我多年来对少年司法的一些切身体会，以及在审判实践中积累的一些做法：

一、创新法庭设置，u型法台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需要。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少年法庭的工作，首先离不开法庭这一空间物质环境。我院少年法庭率先对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了突破，以便更加符合少年审判的要求。

开庭审判既是法院审判工作的重心，又是决定未成年被告人命运的关键时刻。在这种特殊的法庭环境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感到紧张、恐惧。未成年人刑事审判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法庭的设置形式也要体现这一原则。我院党组要求少年法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规定”的有关条款，对少年法庭的内部布局进行大胆探索。按照院党组的意见，在主管院长的具体指导下，我们根据未成年被告人多为在校学生，课堂、老师是他们最熟悉的环境这一特点，大胆尝试将法庭变为“课堂”，将1米多高“黑笼子”、“冷板凳”的被告席变为只有70公分高的式样精巧的“课桌”、“课椅”。法台设置以未成年人为中心，形成英文大写“u”字型。色彩是天然木质的暖色，营造出温暖明亮的法庭气氛。合议庭位居圆弧中部，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帮教席分别在同一弧线上，体现了审、控、辩、帮四方既各司其职，又在教育挽救未成年被告人上形成合力。20余年的审判实践证明，这样的法庭设置大大缓解了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的紧张心理，他们的恐惧感消失了；公诉人、辩护人亦觉得恰到好处，便于执行职务；未成年被告人的家长也很感激能在这样的审判环境中跟孩子沟通；出席法庭的帮教人也感到自己是法庭的一员，增强了责任感。我院这样的法庭设置被最高人民法院肯定，也为全国许多法院所效仿。

二、寓教于审，通过法律和爱心让罪错少年迷途知返。

每当我看到那些站在刑事被告席上的花季少年，我的心情总是无比沉重。他们的行为危害了社会，毁了自身的前程，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不幸和痛苦，更影响到了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我作为一名少年法庭的法官，一名共产党员，也作为一位母亲，从哪个角度而言，我都有责任在公正司法的同时，教育、挽救这些失足的孩子。

我认为，少年审判与普通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侧重庭审的教育作用。少年法庭的庭审不仅是一个查明事实，辨法析理的过程，还是一个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使其深刻认识罪行和错误，痛改前非的特殊课堂。因此我院少年法庭一贯非常重视寓教于审的工作，在庭审中特意设置了法庭教育程序，并为此做了大量庭前准备工作。

我曾审理过这样一件未成年人刑事案：5名未成年人将一名女孩诱骗至家中，对其实施了3个多小时的殴打猥亵，致其轻伤。事发后，被害人母亲情绪异常激动，不断地写信给各级领导和各大媒体。一时间，案件的审理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我在冷静分析思考之后，认为首先要安抚好被害人一方的情绪。为此我在双方家长之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沟通，最后，被告人的家长主动表示愿意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足额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被害人家长也为被告人父母真诚忏悔的言行所感动，一改当初要求严惩被告人的态度，出具了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并要求从轻处罚的书面意见。

前期工作铺垫好之后，我开始认真布置庭审，以求利用庭审对被告人开展教育。开庭时，在确认被告人有罪后，我请被害人的母亲当庭陈述了女儿遭遇不幸的痛苦。理性的倾诉比严厉的指责更能发人深省，5名被告人当场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们此时此刻已经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和创伤。我进一步发挥检察官、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和被告人学校老师的作用，在法庭这样一个特殊的“课堂”里，对被告人进行了法制教育、道德教育、亲情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庭审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12点多。此案最后经合议庭评议，判处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经过两年不懈的判后帮教，现在该案的5名失足少年，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在读大专。两年前那个让他们难以忘怀的审判，真正成为了引导他们寻找正确人生方向的航标。

三、准确认定年龄，不枉不纵切实保障案件质量。

虽然未成年犯大多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案情也较为简单清楚，但是要切实保证案件质量，把每一件案子都办成铁案，却需要我们更加认真细致地工作，时刻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年龄是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轻与罪重的重要问题，因此，确认被告人年龄这个看似轻而易举的环节，在审判中就显得至关重要，有时需要法官善于从案件的细节中发掘重要信息。我曾经办理过这样一个案子：被告人是未成年女学生，因涉嫌犯盗窃罪被起诉至我院。在庭审中，她本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然而却说不清作案的具体日期，被盗事主因出差在外也无法说清。考虑到16周岁是未成年人的行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的重要年龄界限，关系到罪与非罪，我想无论多麻烦，花再大的精力也要查个水落石出。为此我和检察官多次去侦查机关、失主单位、居委会和被告人家里走访。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被告人家中的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张被告人十六岁生日当天与全家人的合影，照片中，她身上所穿的紫色上衣正是失主家中被盗的那件外套。最终，由于这名少女实施盗窃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检察机关撤回了起诉，避免了一件错案。

实践中也有少数被告人谎报年龄，企图逃避法律的惩罚。2000年11月，我承办的一件盗窃案的起诉书中写到“被告人李某，17岁，1983年5月5日出生，家住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区图宝山镇”。但我发现，案卷材料中既无户籍证明，也无被告人身份证件，只有一张手写的办案说明，提到了他的出生日期是1983年5月5日。为了核实这一情况，我与被告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取得了联系。然而，派出所的同志却给了我一个出乎意料的回复：“我们这里只有元宝山镇，而且元宝山镇也不属于红山区。”这一情况引起了我的警觉。再进一步核实其它情况时，被告人的供述也得不到印证。12月10日，为了查清李某的年龄，我和书记员在严寒中冒雪驱车12小时赶到了数百公里外的赤峰。几经周折，走访了当地多个派出所后，我们查到了“李某”的真实姓名和信息。“李某，男，1980年6月17日出生，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大庙乡人，因涉嫌故意伤害、盗窃，目前在逃。”最终，我们查明李某作案时已满19周岁。李某试图隐瞒姓名、年龄，假冒未成年人逃避刑事处罚的企图没有得逞，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处罚。为此，我的同事们都说，你这个法官妈妈慈心也有铁面时。

四、宽严相济，细致调解全力化解社会矛盾。

因此，在准确定罪恰当量刑的同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应当更加重视调解工作，以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力求做到“三个充分”，即“被告人充分认罪、充分赔偿、被害人充分谅解”，实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近日，我审理了这样一件故意伤害案，被告人小利系某小区保安，十六岁生日刚过两天，就因琐事与班长高某发生冲突，致其轻伤。因小利家境贫寒，案发后虽经公安、检察机关多次调解，但未能赔偿高某的治伤损失费，因此高某要求法院严惩小利。通过庭前调查，我发现高某来自北川地震灾区，家庭财产因地震损失殆尽，本案的赔偿款对其重建家园至关重要；然而小利家在河北山区农村，其父在外打工不管家事，其母常年患病，年幼的妹妹还在上学。虽然调解难度很大，但我并未轻易放弃，而是坚持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让其换位思考，体会对方的困难。一次又一次的调解工作使被告人的家长深受感动，其经多方筹措终于交来了赔偿款，高某也降低了赔偿要求，谅解了小利，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小利从轻处罚。看到曾经剑拔弩张的双方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达成了和解，我感到十分欣慰。宣判后，少年被告人的家长特地送来了一面锦旗，上书：“清正廉明，执法如山。”

五、限制前科公开，真诚帮教失足少年。

在多年的审判工作中，我深刻地认识到，犯罪未成年人往往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容易受到不良环境影响，人格特征不稳定、可塑性强是他们的突出特点。这就决定了未成年犯罪人具有较大的矫正可能性。为了帮助他们彻底改正错误，重回人生正道，还需在宣判之后，配合执行机关对失足少年进行持续有效的帮教，时刻警醒他们不要重蹈覆辙，并为他们顺利归复社会提供便利条件。我们认为，在跟踪帮教时，如果对失足少年的前科限制公开，将更有利于促进对他们的教育和感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复学、升学、就业，维护这些孩子的最大利益。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院少年法庭从10多年前就开始探索未成年人前科限制公开制度。

未成年被告人张某是个十分聪明的孩子，他的父亲在国外做科研，母亲是医生，张某本人也品学兼优。可是在张某16周岁那一年的暑假，他竟然带领三名同学，盗窃10余起，赃款赃物价值人民币1万余元，属于情节严重的犯罪。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忽然成了盗窃犯呢？张某说：“我崇拜英雄，但我不能像董存瑞那样炸碉堡，也不能像欧阳海那样拦惊马，所以我就模仿小说里的侠客劫富济贫。”那些偷来的东西，他一样也没留下，全都分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了。

依照法律，张某应当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考虑到张某作案动机和一贯表现，合议庭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宣判后，我没有中断对他的教育，在家长、老师和法官的帮助下，张某的思想取得了很大进步，他更加刻苦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他还拾金不昧，受到了学校的表彰。鉴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又有突出的悔改表现，为了让失足后愿意悔过自新的孩子同样能以自己的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使他不因曾受到刑事处罚而影响到大学的高考，我对张某的前科能否限制公开的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经向院领导请示后，我主动找到张某所在中学的校长，提出能不能将这名少年犯的前科材料转由我院少年法庭保存。开始，校长明确地说：“不行，出了问题谁负责？”为了打消校长的顾虑，我又到区教委查找有关文件，并由我院出具保存档案的备查函，经过我们主动找校长做说服工作，说明张某的悔罪情况及一贯表现，校长终于被感动，答应了我的请求，并说：“尚法官，我真服了你了，现在我才明白，你审判的少年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考上大学。”后来，张某在全国统一高考中以591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某全国重点大学，一家人欢天喜地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我院向少年法庭的法官们报喜，并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琢璞为玉育新苗，铁面慈心法官情。”张某大学毕业后，顺利地申请到了赴国外留学深造的机会，他通过贺卡告诉了我这一好消息，这是我那一年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六、宣传法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少年法庭的法官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还应当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少年审判的工作向前延伸，参与青少年法制宣传，帮助提高青少年的遵纪守法意识和法律维权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当今社会的价值标准更加多样化，各种利益诉求也更加多元化，这给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逐步完成从经验型法官向专家型法官的转变，努力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和先进方法，进一步了解新时期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我先后担任了多所学校的法制校长，并和多个街道的社区建立了“少年与家庭法制教育基地”，以《让法律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以守法为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争做教子有方的合格父母》等为题，在本市和全国各地做了数十场法制教育巡回报告，受到师生和家长的肯定和好评。工作之余，我还全面分析。

总结。

了现实案例中反映出的家庭教育问题、学校管理问题以及未成年人心理疏导问题等，撰写了《法官妈妈给父母的90个建议》等书籍，积极向社会宣传推广科学的教育方法。

近年来，我还先后应邀参加了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所举办的关于预防青少年犯罪和探索人格教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分别以《犯罪的孩子为什么称呼我妈妈？》、《用精心的审判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家长携手挽救失足的孩子》、《女法官与少年犯——中国未成年人审判的理论与实践》等为题做了主题发言。与会的国际同行、专家学者们，在听了我的演讲之后，无不对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少年法庭的工作和中国的法官大为赞赏。与此同时，我也通过这些国际性的研讨会拓宽了视野，虚心地吸收国外同行们在青少年犯罪预防方面的先进做法，运用到我所从事的少年审判工作中去。

一直以来，我始终坚持将少年审判的原则和宗旨具体贯彻到每一个案件当中，做到忠于事实和法律，对每一个未成年被告人负责，对每一个被害人负责。22年来，我共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826件，无一件被发回重审；共判处少年犯1000余人，其中适用非监禁刑256人。在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中，有100余人考入了各类专业学校，22人考上了包括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戏剧学院等在内的大专院校，3人考取了研究生，2人出国留学深造，其它人也都自立自强，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重新犯罪率低于1%。

党和国家一贯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胡锦涛总书记于2005年6月语重心长地指出：“要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要明确责任，大力协同，综合防治。通过教育和法制相结合，使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得到明显好转。”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也强调：“少年法庭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必须贯彻好‘坚持、完善、改革、发展’八字方针，做到切实加强对少年法庭工作的领导等‘六个加强’。”少年审判是人民法院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的崇高事业，是重塑少年健全人格和优良品行的“希望工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作。进一步做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效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少年司法经过多年的探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也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取得了显着的社会效果。我愿与全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者共同携手，为进一步做好少年法庭的工作、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为成长在同一片蓝天下的每个孩子都拥有美好的人生而不懈努力！

刑事论文开题报告

目前全球有117个国家废除死刑制度，只剩下78个国家依然保留死刑制度，我们国家是这78个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死刑存废越来越多地与这个国家的人权发展水平、法制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文明程度联系密切，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人权、法制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评判标准。作为刑事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经济类犯罪，是1982年全国人大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经济犯罪一词，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在我国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另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以及刑法分则规定的侵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贿赂罪，也属于经济犯罪的范畴。

经济犯罪的特征：

第一，经济犯罪的贪利性。一些经济犯罪只要能得到钱，就会肆意践踏法律，不把道德和法律放在眼里。

第二，经济犯罪主体有较高的智能性。经济犯罪的'主体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者一定的专业技能，具有更强的反侦察的能力。

第三，经济犯罪的可变性。第四，经济犯罪的复杂性。首先，经济犯罪主体的复杂性。其次，经济犯罪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最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犯罪的犯罪的复杂性。

随着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试图论述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的公正性。公正性是刑法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历来立法、司法、执法所追求的原则与精神，而判断一个刑罚是否公正，就是要看到其是否符合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罪责相适应原则要求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罚当其罪。

第二，经济类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已经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和谐社会必然是现代法治社会，健全、理性、高效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作为现代法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刑事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平等、自由、安全、秩序这些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现代刑事法治内在的核心价值。

第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违背人道主义原则。贝卡利亚在首次提出废除死刑时曾经说过：“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

第四，死刑的配置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在我国虽然不断有犯罪分子因贪污、受贿、伪造货币等被判处死刑，但是经济犯罪屡禁不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死刑的适用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这需要从产生经济犯罪的深层社会经济因素来分析。

第五，废除经济犯罪死刑有利于遏制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体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87.5%，其他部门约占12.5%，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xx年，资金外逃额共1913.57亿美元，年均127.57亿美元。

第六，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是影响我国国际司法协助的重大障碍。西方国家以人权保障为由不向中国引渡或移交外逃经济犯罪的嫌疑人，需要加以研究。虽说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禁止死刑的客观条件，而西方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极少使用死刑。面对大量经济分子一旦被引渡回国就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情况，西方国家也会因此而难以与我们合作，这是十分现实的问题。

第一，及时废除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从立法上及时废除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复核当前我国刑法立法趋势。

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废除贪污贿赂中的死刑。贪污贿赂行为时以权谋私，用国有财产来满足其个人私欲的行为。

第三，加强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既然应从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那么就应该对于仅次于死刑的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予以加强。以便更好地打击经济犯罪，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

第四，完善罚金刑的适用。罚金刑作为我国一个刑种，在惩治经济犯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当从刑罚手段上加以完善，即：采取高额罚金刑与易科处罚金刑相结合的手段。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我国宜采取用罚金易科自由刑的制度。

冯亚东教授在其著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谈到：“对于个人的邪念，我们防不胜防，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一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剥夺人的生命，这是考虑人类生存的根本利益，根本价值作出的明智选择。”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有不合理的地方，应当在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同时，完善经济犯罪立法和刑罚适用，使经济犯罪得到适当的处罚。这样可以使我国刑法更加健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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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留所工作特点调查报告

(一)关押期限短，人员流动频繁。

与其他行政处罚措施相比，被拘留人员的处罚期限较短，由于拘留时间短，造成拘留所人员进出频繁。往往来不及做非常细致深入的教育工作，只能针对被拘留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所规、所纪等方面的教育以及针对被拘留人员的具体情况做好思想教育，这给拘留所的生活卫生管理、组织劳动生产带来一定的困难。

(二)被拘留人员成分复杂。被拘留人员中，有治安拘留的，有其它行政拘留的，还有司法拘留等各种人员，他们的违法行为各不相同,基本上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被拘留人员的个人成分也很复杂，表现在年龄结构、文化程度、职业、生活习惯、志趣爱好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拘留所的教育方式提出了挑战。

(三)工作弹性较大。被拘留人员大多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入所的，而治安案件往往带有季节性。比如夏天卖淫非法性交易较多，秋冬季偷窃较多。同时受公安机关专项整治的影响，往往集中打击交通违章时，交通违章拘留人员大幅增多;集中打击黄、赌、毒时，因黄、赌、毒被拘留的人员就增加，造成治安拘留所押量变化大，甚至出现超负荷运转，给规范化管理带来一定难度。

提高拘留所整体工作水平，推进规范化建设进程，需要注重思想观念的转变，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依法管理、科学管理、严格管理、文明管理，积极探索建立突出行政性、强制性、人情性和教育性特点的拘留所管理教育工作模式，从而使拘留所成为对拘留人员的法律教育基地。以达到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教育转化的目的，对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具体可考虑如下做法：

(一)合理编制教材、安排课程，确保教材的合理性和针对性。组织管教民警以“所规所纪”、“行为规范”、《治安管理处罚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制教育为纲线，以被拘留人员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职业等相关特点以及公安机关季节性专项整治工作为参考，合理配置出有实践意义的教学内容。

(二)注重入所教育，深化分类教育，加强两者有机结合。被拘留人员关押期限短，流转快，要在短短几天中使其稳定情绪，适应关押环境，达到行为规范化、内务标准化的要求，必须强调入所教育。在入所时即告知其享有的基本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了解其基本情况和个性特点;帮助其剖析违法原因;启发其从主观方面查找违法根源。同时，根据在拘人员的各自不同情况开展个别教育,因人而异,又对其存在的共性问题选择相应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做到点面结合,加大教育工作力度。

(三)结合形势，强化狱政攻势教育。结合当前严打整治形势，分析违法犯罪恶果，拉近执法者与被拘人员的心理距离，使其对法、执法者有正确的认识，以动员启发其检举揭发违法犯罪线索，自觉接受管理教育，将狱政攻势教育工作纳入日常管理教育活动中去。

(四)组织劳动生产，开展劳动技能教育。针对一部分被拘留人员是无业人员，具有好逸恶劳，贪图享乐的特点，可组织他们进行生产劳动，开展相关劳动技能教育，使他们在劳动中受到教育，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荣辱观，培养其自食其力的能力。

(五)拓展教育渠道，利用社会力量进行规劝帮教。为进一步做好被拘留人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拓展教育渠道，可利用诸如亲属会见规劝、邀请劳模、先进做报告、办案单位以案例说法等多种社会力量开展对被拘人员亲情教育、政治教育、事实及法律教育等形式多样的帮教。

呈请治安拘留报告书范文

尊敬的单位领导：

您好！

提出辞职我想了有段时间了，单位的环境对于员工很照顾很保护，鉴于我的个性，要在单位自我提升及成长为独挡一面的能手，处于保护的环境下可能很难。

不知不觉在上海单位呆了快一年了（去年5月进单位），在单位工作的近一年中，在单位各位领导的栽培和信任下，我学到了很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开阔了视野，锻炼了能力，学到了很多知识。非常感激单位给予了我这样的机会在良好的环境中工作和学习。而今，我决定离开，也许这样会好一些。

离开这个单位，我满含着愧疚、遗憾。我愧对单位对我的期望，愧对各位对我的关心和爱护。遗憾我不能经历威海奔腾的发展与以后的辉煌，不能分享你们的甘苦，不能聆听各位的教诲，也遗憾我什么都没能留下来。

祝愿各位领导与同事：健康快乐，平安幸福！

此致

敬礼！公司财务会计辞职报告公司女员工辞职报告酒店员工辞职报告书

文档为doc格式。

刑事侦查专业实习报告

呈请治安拘留报告书范文

1、呈请人和答辩人已在(地址)共同居住。

2、呈请人在婚姻期间没有生下其它仍然在生的子女。

3、公元1880年，铁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俄国收到一些来自私人的呈请书，要求获得在远东地区建造铁路的特许权。

4、去年的九月，我呈请读者来信告诉我自己都有什么心事，还答应过会在此处回答一些电子邮件。

5、除了本通知的反向信息，您提交的请愿书的说明需提供有关呈请批准后进行处理的其他信息。

6、选举主任所作的决定，将为最终决定，除以选举呈请书提出质疑外，不可循任何法律程序提出质疑。

7、在提交本呈请书之前，即自(日期)至今，婚姻双方已经连续分居至少一年。

8、现连同此项呈请书提交一份本人的资产负债状况说明书。

9、选举主任所作的裁定，除以选举呈请书提出质疑外，不可循任何法律程序提出质疑。

10、呈请人已经或将会为答辩人提供妥当的经济援助。

11、这个计划将呈请批准。

12、呈请人和答辩人均以喷鼻港为居籍。

13、在抗战结束后，战时生产局还积极呈请行政院为美国专家授勋。

14、我们的办公室附表访谈的基础上，呈请核准日期和对现有资源。

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报告

这是一篇关于工作报告的范文，可以提供大家借鉴！

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10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独立行使检察权，认真履行刑事法律监督职能，切实开展对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立案、刑事侦查、检察机关本级自侦部门的立案和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公安机关看守所刑罚执行的监督。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立足于监督职能，发挥刑事法律监督的指令性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全市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共受理提请批准和决定逮捕的案件4993件8633人，批准和决定逮捕4269件8222人，不批准逮捕477件1068人；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7587件13503人，不起诉23件34人；对监管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口头纠正意见78次，书面检察建议30次；对界临羁押期限的739件1409人案件进行催办，防止超期羁押，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方面。坚持刑事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独立行使刑事立案法律监督权，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刑事立案监督。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立案监督线索72件，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72件；公安机关立案28件32人；通知公安机关立案6件7人，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提出纠正66件79人，已纠正52件58人；按照案件管辖范围，移交职务犯罪线索39件50人；立案33件60人。

（二）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方面。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及时准确惩罚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严格执法。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435件1177人，其中参与重大案件讨论244件659人，参加现场勘察191件518人，发出检察建议115份，书面提出纠正违法侦查活动345件，已纠正322件（其中，侦查取证违法58件，办案程序违法262件，执行违法2件），纠正漏捕8件45人。全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起诉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固定证据1572件3362人。全市检察机关共发出127条检察建议和2条纠正违法通知书，均被相关单位采纳。向侦查部门移送线索2条，并已立案侦查。共追诉漏犯26人，追诉漏罪和遗漏犯罪事实133桩。

（三）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对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保障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法院法官执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26件，目前已改判9件。

（四）在刑罚执行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监所部门，对公安机关看守所在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作出判决的罪犯的刑罚执行进行监督，同时对在押人员的羁押活动进行监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注重监外执行罪犯的回访考察，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今年上半年对辖区内的监外执行罪犯436人进行跟踪，发现漏管32人，脱管17人，重新犯罪2人（已收监），并对有关单位提出口头检察建议。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

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5、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刑事法律监督机制。开展刑事法律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刑事法律监督的执行力，必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监督执法新思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克服“特权”和“霸权”思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检察机关的政治本色；二是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体制。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建设一支编制结构合理，纪律严明的专业化队伍，解决案多人少、有人干事的问题，规范执法监督行为，坚持用好的制度管好权、管好事和管好人。三是建立错案追究制，加大对错案责任人的追究力度，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也要保护检察干警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培训，选择国家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作教材，正确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立法不周延，司法解释注解不周详带来的认识不一致、不统一的问题，处理好理论和实战的关系，提高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的素质能力，公正廉洁执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法院刑事审判工作报告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职能包括:受理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上诉,受理重大的一审案件,发动审判监督程序,并以发布司法解释的形式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本站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法院刑事审判。

希望对你有用!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现在，我向本次会会议报告区人民法院开展刑事审判工作的情况，请予审议。

一、形势任务。

刑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法、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活动，是国家依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重要司法工作。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改革日益深化，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加之人流、物流、信息流大量涌入，我区治安形势愈加复杂，抢劫、抢夺、盗窃等侵犯财产犯罪持续高发，成为危害我区社会治安的主要犯罪;“黄、赌、毒”和危险驾驶犯罪增量明显，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有关安全生产、环境污染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时有发生，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与此同时，人民群众对刑事审判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对刑事司法公正的关注程度和要求愈来愈高。不仅要求准确及时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还期待充分有效保障人权;不仅要求充分保障被告人的人权，还期待有效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不仅要求依法审判刑事案件，还期待切实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不仅要求公开定罪量刑结果，还期待审理过程和裁判理由公开透明;不仅要求案件审判正当合法，还期待裁判合情合理，符合社会不断进步的正义观念。面对日趋复杂的治安形势和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区人民法院审时度势，把保发展、保稳定、保民生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打击与保护并举，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原则，依法充分发挥职能，认真开展了刑事审判工作。20xx年至今年6月份，共受理刑事案件1486件，审结1458件，判处被告人2469人，其中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457人，占18.5%，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二、主要做法。

(一)正确执行法律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保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区人民法院认真领会刑事立法精神，根据具体的案件情况既依法惩罚犯罪，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行为，维护法律权威，又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该宽则宽，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强化办案法律效果的同时注重提升社会效果。

——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坚持“严打”方针，突出打击重点，强化打击力度，本着“什么犯罪突出就严打什么，什么犯罪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就严打什么”的指导思想，重点打击四类犯罪。一是团伙犯罪、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犯罪，以及杀人、绑架、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20xx年以来，共审理此类案件323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22.2%，判处被告人741人。二是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共审理此类案件354件，占24.3%，判处被告人648人。三是“黄、赌、毒”犯罪。此类犯罪严重扰乱社会治安，败坏社会风气，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依法应予严惩。共审理此类案件95件，判处被告人173人。四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危害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等犯罪。此类犯罪涉及面广、危害巨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将其列为打击重点。共审理此类案件27件，判处被告人56人。近年来，区人民法院先后审理了天津龙华环保净化有限公司、天津瑞士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刘德芳故意杀人案，洪瑞元、袁春海诈骗案等在全区有广泛影响的案件;依法严惩了流窜盗窃136起、犯罪金额达370余万元的陈洪顺、赵辉，在生猪交易市场强行收取交易费达7年之久的程学广，多次倾倒除锈剂废液造成严重污染后果的宋国辉等一批犯罪分子，有力地震慑了犯罪，增强了群众安全感，营造了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认真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有效减少社会对立面。在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那些社会危害不大、主观恶性不深，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情节的被告人，以及较轻犯罪的初犯、偶犯，依法给予从宽处理。20xx年以来，共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822人，占被判处被告人总数的33.3%。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积极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判工作。大力推进专业化审判模式，于20xx年5月正式成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庭，配备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法官，邀请从事妇联、团委工作的人民陪审员参审，将心理干预贯穿于案件审判全过程，认真落实圆桌审判、卷宗封存、指定辩护人等制度，尽最大努力促使被告人悔过自新。共审理此类案件121件，判处169人，均予以从轻、减轻处罚。加强与社区矫正部门的联系，定期对判处缓刑的未成年被告人跟踪回访，了解其思想表现及改造情况，并建立档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通过组织法院开放日、法制宣讲会、模拟法庭等形式，深入开展犯罪预防工作。

——注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努力做到案结事了。本着“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指导思想，注重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切实保护受害人的经济利益。近几年，区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占刑事收案总数的15%-20%，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和故意伤害两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大多数案件当事人矛盾较深、对立情绪较大，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引发上访，甚至酿成新的刑事案件。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区人民法院注重加强调解工作，突出调解技巧和方法，坚持以法育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尽量减少当事人间的仇恨心理，缓解彼此对立情绪，促使被告人积极主动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以取得受害人的谅解，从而大大提高了调解率。20xx年以来，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237件，其中，民事赔偿部分调解结案206件，调解率达86.9%，取得了当事人无申诉、无上访、无矛盾激化的良好效果。

(二)自觉遵循法定诉讼程序和制度，确保刑事审判质量和效率。认真贯彻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坚持以庭审为中心，以公正为主线，将程序公正作为实现实体公正的根本保障，严格执行回避、公开审判等重要法律制度，积极推行被害人、证人出庭等举措，充分保护各方当事人诉权，保证刑事审判工作依法开展。加大司法公开力度，除依法不应公开审理的案件外，一律进行公开审判，特别是今年以来，积极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1】司法公开三大平台是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裁判文书公开平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是今年区人民法院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旨在以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为切入点，变被动公开为主动公开、内部公开为外部公开、选择性公开为全面公开、形式公开为实质性公开，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推进司法公开各项工作，不断提升审判质效和司法公开化水平，使宝坻法院司法形象不断改善，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提升。]【1】建设，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将符合上网条件的刑事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布，在本院门户网站和官方微博及时发布审判信息，有效推进了“阳光司法”。认真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施量刑公正和均衡，减少同罪不同罚的情形;坚持落实法定审限制度，建立健全刑事审判流程管理规定、刑事审判人员。

岗位职责。

岗位职责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积极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刑事案件等做法，最大限度地节约司法资源，不断提高刑事审判效率。20xx年以来，在审结的1458件刑事案件中，无一案件超审限，生效案件无一再审，案件平均审理天数仅为22天。

(三)坚持公正廉洁文明司法，切实深化刑事审判队伍建设。一是切实深化思想政治建设。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人民法官为人民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讨论、法官宣誓、领导班子成员讲党课等多种形式，增强群众观点，深化宗旨意识，强化纪律观念，改进司法作风。刑事审判队伍的政治素质明显提高，纪律作风明显改进。二是切实深化司法能力建设。坚持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队伍建设方向，通过鼓励法官钻研业务理论，组织专业培训，加强业务交流，开展岗位练兵、庭审观摩、法官教法官活动等措施，丰富知识储备，提高司法技能。目前，我院刑事审判人员共14人，全部取得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其中1人为硕士研究生学历，5人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队伍的司法能力和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三是切实深化反腐倡廉建设。以治理“六难三案”[【2】“六难”是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三案”是指：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2】为重点，以促进岗位廉洁、提升司法公信为目标，组织开展廉洁司法和司法作风专项教育活动，通过采取集中整顿、警示教育、诫勉谈话、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

责任书。

》、《一岗双责目标责任书》、完善法官廉政档案、加强对干警遵规守纪情况的日常督查等措施，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强化反腐倡廉意识，确保廉政隐患归零。20xx年以来，刑事审判队伍中无一人违法违纪，无一人因不廉洁问题而受到当事人投诉和举报。

三、存在的问题及打算。

回顾过去的几年，区人民法院围绕中心，发挥职能，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一是案多人少矛盾日显突出。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犯罪也呈增多趋势，刑事案件总量居高不下[【3】20xx年，新收刑事案件571件1024人;20xx年，新收589件989人;20xx年，新收594件1033人;20xx年1-6月份，新收303件536人。]【3】，且疑难、复杂案件多发、频发，刑事审判法官工作负荷越来越重，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二是司法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刑事审判法官队伍年龄断层[【4】目前，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法官队伍中，40-49岁的法官8人，30岁以下的法官2人。]【4】，年长的法官虽有审判经验，但有的难以胜任高强度、大批量案件的审判任务;年轻法官虽专业知识比较扎实，但审判经验不足。有的大局意识不强，存在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的现象;有的驾驭庭审、证据认定、裁判说理能力不强;有的在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定罪量刑方面把握不准，刑事审判队伍的整体司法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三是刑事审判职能还需进一步延伸。司法实践中，虽然开展了一些法治宣讲、送法入校等活动，但方式单一、内容不够丰富，促进公民知法守法的效果还不明显;同时，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跟踪帮教工作还没有做到制度化、规范化，人民法院发挥刑事审判职能有效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对此，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审判工作。

一是强化大局意识，助推美丽宝坻建设。紧紧围绕区委提出的“打造桥头堡、先行区，建设美丽宝坻”战略部署，找准刑事审判工作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对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犯罪行为，依法从重从快予以打击;同时，从有利于预防和减少犯罪出发，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确保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强化公正意识，全面提升审判质量。建立合议庭、庭长、主管院长、审判委员会四级把关机制，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和法律适用关，确保案件裁判质量;完善刑事案件质量评查标准，健全刑事审判人员岗位职责目标管理考核办法，并通过开展“两评查、三评选”[【5】“两评查”是指：庭审评查、案件质量评查;“三评选”是指：办案能手评选、精品案件评选、优秀裁判文书评选。]【5】活动，促进刑事审判质量提升;继续深化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构建“网、电、人、窗、庭”[【6】“网”，是指宝坻法院网(包括宝坻法院官方微博);“电”，是指12368电话语音服务、电子触摸屏和电子大屏幕;“人”，是指12368人工在线值守;“窗”，是指立案信访窗口、诉讼服务窗口和审务公开橱窗;“庭”，是指科技法庭和直播法庭。]【6】五位一体的司法公开平台，增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以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三是强化形象意识，打造人民满意队伍。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以治理“六难三案”为重点，继续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着力增强政治意识、大局观念和群众观点;认真组织开展教育培训、业务研讨、法官帮教、庭审观摩等活动，着力提高刑事司法能力和水平;切实抓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法官行为准则》、《人民法院文明用语基本规范》和《仪表风纪管理办法》的落实，引导法官自觉培育司法良知、遵守司法礼仪、规范司法行为，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刑事审判法官公道正派、正直善良的人格魅力和良好形象。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新形势下，人民法院依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稳定的任务繁重而艰巨。我们将在区委的正确领导，区人大及其会的有效监督和大力支持下，锐意进取，求实创新，努力推动刑事审判工作再上新水平，为打造桥头堡、先行区，建设美丽宝坻再做新贡献!

尊敬的秦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近年来，我院在区委的领导、区人大及其会的监督下，在区政府、区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作用，积极参与“鲁苏边界平安区”建设，为全区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刑事审判庭先后被省高院授予“集体二等功”、被枣庄中院授予“集体三等功”及“零错案、零上访、零投诉”竞赛活动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一、依法严惩各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平安稳定。

20xx年以来，共审结各类刑事案件781案，判处犯罪分子1070人，其中判处20xx年以上有期徒刑的44人，3年以上20xx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08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216人，有效发挥了保平安、促稳定的职能作用。

一是依法严厉打击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从重从快打击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暴力犯罪113案，判处犯罪分子159人。依法严惩抢劫、抢夺、盗窃等多发性侵犯财产犯罪206案，判处犯罪分子317人。审结了刘孝东、任建国、邵明法等人抢劫、抢夺、盗窃案，数罪并罚，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20xx年、20xx年和8年。依法审理贩卖毒品等涉毒犯罪13案，判处犯罪分子28人。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孙法辉有期徒刑十五年。依法审理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136案，判处犯罪分子341人。依法审理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115案，判处犯罪分子115人。

二是依法严厉打击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审理贷款诈骗、

合同。

诈骗、非法经营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案件27案，判处犯罪分子60人，净化了市场环境，维护了经济秩序。审结了公安部挂牌督办的被告人盖小会等人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案，被告人盖小会、闫志刚等人明知国家明令禁止从巴西进口牛肉制品，为牟取暴利，从香港等地购买巴西牛肉，更换包装，对外销售，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对17名涉案人员的依法打击，教育了广大经营业户，维护了食品安全。在判处主刑的同时，依法加大财产刑适用和赃款赃物追缴力度，剥夺犯罪分子非法获利和再次犯罪资本。

三是依法严厉打击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审结贪污犯罪案件5案，判处犯罪分子7人;审结受贿、行贿犯罪案件27案，判处犯罪分子28人;审结挪用公款犯罪案件5案，判处犯罪分5人;审结渎职犯罪案件8案，判处犯罪分子10人，促进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审结了枣庄中院指定管辖的枣庄高新区系列贪腐案件，对犯罪分子依法严惩，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延伸刑事审判功能，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是积极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纠纷。针对部分被害人法律知识欠缺的实际，开庭前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送达附带民事诉讼告知函，详细告知诉讼权利，指导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规范调解行为，加大调解力度，审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396件，调解结案或达成刑事和解协议99件，及时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修复了社会关系。

二是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特殊保护政策。积极落实新刑诉法相关规定，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推进少年法庭各项工作，积极开展“圆桌审判”、参与社区矫正、回访帮教。贯彻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依法从轻、减轻处罚基础上，充分考虑教育和矫正效果，对初犯且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在从轻、减轻判处的同时尽可能使用非监禁刑，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件，判处未成年罪犯4人，除一人因贩卖毒品被判处四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外，其他均判处缓刑，无一人重新犯罪。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在全区8所学校分别设立了法制教育基地，组织在校学生来院旁听庭审和举办法制讲座16次，收到良好效果。

三是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充分利用典型案例，积极开展法制宣传，开展送法下乡、进社区活动12场次，发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接受法律咨询近3000余人次，有效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开设《古城法苑》电视专题栏目，及时报道法院的重点工作、审理的焦点案件、社会关切的热点法律问题，引导广大群众守法用法，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实行定期回访帮教制度，加强对被判处缓刑等非监禁罪犯的跟踪帮教工作，随时掌握罪犯的思想变化。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其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预防他们因生活困难再次犯罪。

三、深化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高审判质量与效率。

推行刑事量刑规范化，确保罚当其罪，量刑均衡。认真落实最高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明确量刑步骤、方法和量刑情节的适用幅度，把量刑问题融入庭审中，使量刑更直观、更透明。针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及危害结果等进行理性分析，并根据规范量刑简表中列出的被告人的基准刑及从重、从轻、减轻的事由和比率进行精确计算，依法判处被告人的刑期，保证不同法官对同类型案件的量刑均衡，充分体现同罪同罚、罪刑相适应的均衡量刑理念。

建立健全刑事审判流程管理，提升审判质效。严把事实证据关、法律适用关和庭审关、合议关、文书关，保证在每一个审判环节上不出差错，确保案件裁判质量。积极开展审判质效评查工作，评查刑事裁判文书150份，评查刑事案件63件，有力促进了刑庭干警业务水平和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提升。坚持审限管理制度，积极推行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简单刑事案件的做法，提高当庭宣判率。刑事案件宣判后，庭审法官积极做好判后答疑工作，就法律适用、裁判理由向被告人及家属作进一步释明，做好思想疏导工作，提高了案件服判息诉率，多年来，我院刑事审判工作在全市法院目标管理考评中名列前茅。

完善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协调机制。建立了联席会议、个案研讨、工作交流座谈等常态交流方式，在敏感问题、复杂疑难案件的处理上统一认识，实现良性互动，切实形成打击犯罪合力。为准确打击流窜犯罪，有效对缓刑犯实行社区矫正，我院与区检察院、司法局一道，与徐州市贾汪区、邳州市相关部门沟通协调，联合建立了“跨省邻边”非监禁刑判前社会调查活动监督配合工作机制，推动了刑事审判工作健康发展。

加大刑事审判中人权保护力度。坚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依法保障被告人的各项权利，对依法应当指定辩护人的案件，一律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确保被告人的辩护权得以充分行使，确保案件的实体和程序公正，进一步强化“超期羁押就是侵犯人权”的意识，杜绝了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自觉接受监督，促进公正司法。建立健全与人大代表联络机制，组织开展代表专项视察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调研、旁听庭审等活动，认真解决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对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及时向区委和区人大汇报，有力地促进了公正司法和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

四、强化公正廉洁为民意识，建设高素质刑事审判队伍。

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政治素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和人民法官为人民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通过集中学习、专题讨论、法官宣誓、领导班子成员讲党课等多种形式，增强群众观点，深化宗旨意识，强化纪律观念，改进司法作风。

加强业务建设，提高业务能力。选择不同类型的案件进行研论，在讨论案件中提高业务水平。同时，还制定了具体措施规范业务学习，尤其就量刑规范化、修正后的刑法、刑诉法进行了系统学习研究，为提高案件质量打下坚实基础。开展“岗位练兵”和司法大讲堂活动，组织观摩示范庭、展评裁判文书等活动，着力提高化解矛盾纠纷、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加强廉政建设，抵御廉政风险。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防控工作”，健全廉政档案制度，推行廉政风险排查制度;在加强自身廉政意识的同时，全面加强刑事审判干警的警示教育，严格执行“五个严禁”;规范法官和律师关系，注重抓早、抓小、抓苗头,开展预警谈话和警示谈话，严守最高院“五个严禁”规定。近年来刑事审判队伍中无一人违法违纪，干警先后21人次受到省、市、区级表彰。

近年来，我院刑事审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与区人大及其会的监督、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此，我代表法院全体干警表示衷心的感谢。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与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如：刑事审判工作任务繁重，审判力量不足、案多人少的矛盾仍然存在;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案情的疑难复杂程度日益提高，审判人员的审判能力和水平与形势发展的要求还不能完全适应，法官司法能力和法院审判管理水平需进一步提高;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尚未建立，公、检、法机关对证据标准的把握有时还存有分歧，工作中的协调配合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些被告人无赔偿能力，被害人生活困难的案件，难以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机关的协调配合有时还不够紧密，沟通联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立足自身，积极争取各方支持，强化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找准刑事审判工作服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结合点和着力点，依法严惩扰乱市场秩序、破坏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危害群众生产生活的犯罪行为。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解决纠纷，推行恢复性司法，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二是正确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认真执行《刑法修正案(九)》，统筹兼顾宽严相济，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犯罪，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建立完善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和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有效地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全面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使刑事审判更加贴近群众、反映民意，让各方当事人和社会群众都能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社会的公平。

三是深化刑事司法改革，推动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牢固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增强担当意识，守住公正司法底线。加强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的沟通，主动按照审判程序的标准和要求开展工作，推动提高刑事诉讼整体水平。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严格遵守证据规则，始终坚持全面客观审查证据与坚决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并重。严格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大力推进“互联网+司法公开”等司法服务新模式，使司法公开成为刑事审判工作的新常态。

四是强化队伍建设，确保公正廉洁为民司法。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确保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不断提高驾驭处断案件、消除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审判作风建设，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廉洁教育，健全监督管理，强化司法保障，建设一支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司法作风好的审判队伍。

五是自觉接受监督，提升工作层次和水平。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领导，积极主动地接受人大及其会的监督，坚持重要工作、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认真听取人大代表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邀请人大代表走进法院，视察刑事审判工作，旁听重大案件审理。依法接受检察机关和社会各界监督，进一步改进工作，推动刑事审判工作健康发展。

秦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接受人大监督是做好法院工作、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我们将以此次会议审议刑事审判工作为契机，振奋精神，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努力推动我院刑事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贡献!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亓宗宝院长的委托，现在我代表市中级人民法院，向会报告刑事审判工作情况，请予审议。

刑事审判担负着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重要职责，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经济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去年以来，全市法院在市委的坚强领导，市人大及其会的有力监督，市政府、市政协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以维护稳定为第一责任，全面加强刑事审判工作，深入贯彻刑事法律政策，积极推动平安临沂建设。两年来，全市法院共审结各类一审刑事案件14176件18811人，其中中院审结1381件2336人，刑事案件数量占全省的六分之一。

一、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始终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共审判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3256件4195人，醉驾、飙车、交通肇事等引发的危害公共安全犯罪3769件3917人。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涉枪涉暴犯罪以及集团犯罪的首犯、主犯，屡教不改的惯犯、累犯，坚决依法严惩，该重判的坚决重判;对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判处死刑。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16369名罪犯中，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2187人，占13.4%。付安礼等11名被告人制造海洛因16000余克，是建国以来我市发生的最大涉毒案件，三名主犯被一审判处死刑。以马绿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大肆实施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抽逃出资、保险诈骗等犯罪，并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扰乱办公秩序，马绿家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xx年，同案其他20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二)严厉惩处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积极参与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共审判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走私贩私、金融诈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商业贿赂、侵犯知识产权等案件655件932人，追缴非法所得3108万元，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05亿元，维护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刘双锤虚开3万余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农产品收购发票，非法抵扣税款，涉案金额4.7亿元，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高度关注民生权益保护，协同公安机关开展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和严厉打击“地沟油”违法犯罪专项活动，依法审判环境污染、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案件235件369人。杨金华等5名被告人炼制、销售110余吨“地沟油”，两名主犯被依法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王洛聪销售病死猪肉，涉案金额180余万元，被依法判处20xx年有期徒刑。

(三)依法严惩各类职务犯罪。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推动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共审判贪污、贿赂、渎职、重大责任事故等职务犯罪案件431件，判处犯罪分子47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7人，维护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兖矿集团原总会计师陈长春(副厅级)，收受贿赂207万元，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xx年。沂水县政府原副县长张传才(副县级)，索贿受贿210万余元,贪污公款42万余元，滥用职权，擅自扩大征地拆迁补偿范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244万元，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0xx年。兰山区清泉庄居委原会计朱效靖、原出纳卢秀荣挪用资金2300万元，非法获利44万余元，贪污土地拆迁补偿款52万元，非法侵占社区资金29万余元，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20xx年、8年。

二、准确把握刑事法律政策，不断提高刑事审判水平。

(一)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理解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刻内涵，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打击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全面发挥刑罚的惩治、教育、改造、震慑功能。对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犯罪，有组织犯罪，特别是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犯罪中的首犯、主犯，有计划、有预谋进行的严重暴力性犯罪，屡教不改的惯犯、累犯等，坚决依法予以严惩。对于社会危害性小、情节轻微的一般犯罪案件，本着刑罚的谦抑原则，适度从宽，以利于教育、改造和挽救罪犯。去年以来，共对8160名被告人依法宣告缓刑，缓刑率为49.9%，与全国、全省持平。

(二)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量刑规范化改革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主要是细化刑罚适用情形，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以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为搞好这项改革，我们于去年在蒙阴县法院召开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现场会，并组织了专题培训、庭审观摩等活动，同时加强与公安、检察、司法行政机关的沟通联系，确保了量刑规范化的全面实施。通过推行这一改革，统一了量刑的方法步骤和量刑情节适用标准，较好地实现了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间的量刑均衡。去年以来，全市法院刑事案件一审、二审服判息诉率分别达到93.6%和99.9%。

(三)全面加强监督指导工作。依法履行审级监督职能，两年来中院共审理二审刑事案件1060件，其中依法改判254件。制定了缓刑适用、财产刑适用、减刑假释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统一了司法尺度。通过规范案件请示、开展庭审与裁判文书“两评查”、编发案例等方式，加强对基层法院业务指导。制定了层级管理规定，明确了审委会、院长、庭长、合议庭、审判长、承办法官的审判管理权限和程序，并采取“一表、两查、三把关、四通过”的办案流程，在证据认定、定罪量刑、文书制作等环节层层审查把关，确保了办案质量效率。去年以来，全市法院刑事案件裁判正确率达到98.3%，死刑案件核准率达100%。

三、积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努力追求最佳办案效果。

(一)完善少审工作机制。认真贯彻《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优先、全面维权”的少审司法理念，按照专门化管辖、专业化审判的要求，中院建立了独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改革未成年人犯罪审判模式，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推行“圆桌审判”、“前科封存”等制度，为失足少年撑起一片蓝天。20xx年以来，共审理未成年犯罪360人，其中对225人依法适用了非监禁刑，占62.5%。中院建立了“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并开展了“法院开放日”活动，定期组织青少年前来接受教育。郯城法院与妇联、共青团、学校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跟踪帮教联动机制，受到省法院周玉华院长的批示肯定。

(二)加强特殊人群帮教。建立犯罪心理矫正机制，将刑罚矫正功能前移，贯穿于庭审全过程，注重心理疏导、法制宣传和。

励志。

教育，感化教育被告人。积极参与社区矫正，通过回访帮教等方式，加强对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犯的管教、帮扶，促使他们改过自新。实行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听证制度，加强对在押服刑人员的回访帮教，协助做好监禁矫正工作，促使其早日回归社会。去年以来，共对3532名罪犯依法办理了减刑、假释。今年3月21日，中院在临沂监狱公开开庭审理了乔某等三名残疾罪犯假释案件，并当庭宣布假释，百余名在押服刑人员参加旁听，《人民法院报》等多家媒体予以报道。

(三)积极倡导恢复性司法。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努力做好刑事自诉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工作，通过经济赔偿抚慰受害人，弥合社会关系，努力化解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防止形成积怨，影响社会稳定。去年以来，全市法院自诉及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达到93.8%。与市委政法委、市财政局联合制定了《关于建立刑事案件被害人生活困难救助制度的意见》，建立了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专项基金，已先后为9名被害人提供司法救助金20余万元，彰显了社会主义司法的人文关怀。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改进社会管理、消除社会风险的司法建议16条。加强法制宣传，通过公开审判、以案讲法等方式，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增强群众知法守法意识。

四、加强刑事审判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刑事司法能力。

(一)加强审判机构建设。中院设立了三个刑事审判庭，分别负责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犯罪案件，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犯财产权利和职务犯罪案件，未成年人犯罪及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多数县区法院设立了两个刑事审判庭，兰山、郯城等法院成立了独立建制的少审法庭，为刑事审判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通过法官遴选、公开招考等方式，为刑事审判引进了一批高素质人才。目前，全市法院共有刑事法官111人，占一线法官总数的16.4%;其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94人，占85%;硕士以上学位的8人，占7%。在临沂看守所建设了1000平方米的刑事审判专用审判庭，并建立了固定刑场，确保了刑事司法安全。加强司法警察规范化建设，深入开展大练兵活动，严格履行押解、值庭、执行死刑职能，保障了刑事审判工作有序开展。

(二)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大力弘扬沂蒙精神，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实践活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以群众观点统揽刑事审判工作，深入开展了“人民法官为人民”、“零错案、零投诉、零上访”竞赛等活动，努力改进审判作风。严格执行最高法院“五个严禁”等规定，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建立廉政谈话、风险防范、司法巡查等机制，努力培养具有“明如镜、清如水、坚如石、重如山”司法品格的刑事法官队伍。中院刑一庭副庭长孙叶梅，参与审理案件七百多件，判处犯罪分子近千人，先后荣获“市十大杰出女性”、“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并光荣当选市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成为沂蒙刑事法官群体的优秀代表。

(三)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实行周六集中业务学习制度，邀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曹全来等刑事专家作学术报告，组织法官深入学习领会刑事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提高法律适用水平。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举办了《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与刑事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学术讨论会，推出了几十项在全国和全省有影响的优秀调研成果，造就了一批学习型、研究型、专家型刑事法官。去年，各县区法院一线刑事法官人均办案80件，居全省之首，高于全省法院55.8件平均值，其中罗庄区法院刑事法官人均办案达到113件。

五、紧紧依靠党委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不断优化刑事司法环境。

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和政府、政协及社会各界的支持，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根本保证。全市法院不断增强党性观念和宪法意识，紧紧依靠党委领导，自觉接受人大及其会的监督，重要部署、重大案件及时向党委、人大报告，在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下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认真办理人大督办案件，去年以来中院共办理各级督办的刑事案件38件。通过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工作、旁听庭审，召开特邀监督员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坚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完善与检察、公安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配合搞好各项集中行动和专项治理，确保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加强与媒体的联系沟通，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对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及时发布消息，接受社会监督。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对热点、敏感案件进行事前评估，以正确把握审判时机和裁判方法，正确引导舆论，防止恶意炒作，影响司法公正。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刑事审判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困难，与形势任务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离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从社会管理形势看，临沂是人口大市、商业城市，严重刑事犯罪、侵财型犯罪、流动人员犯罪相对突出，刑事案件总体上一直在高位徘徊;新型案件不断出现，犯罪的组织化、暴力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高。从法院自身看，新刑诉法实施后，二审工作量将增加4.8倍，案多人少的矛盾更加突出;有的法官就案办案、机械执法，影响了办案效果;有的法官驾驭庭审能力不强，司法水平有待提高。从司法环境看，社会对刑事案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有的案件受害人通过越级上访、堵法院大门、打标语等方式施加压力，增加了案件审理难度。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采取切实措施，尽快加以解决。

党的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也对刑事审判在内的法院各项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刑事审判体现国家意志，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民主权利甚至是生命权利，责任尤为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精神，正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更加过硬的司法能力，更加务实的工作作风，进一步做好刑事审判工作。突出抓好以下四点：

一要强化服务大局意识。按照“五位一体”的工作总布局，充分发挥刑事审判的惩治与保护职能，依法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担负起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权益、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的首要政治任务，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延伸刑事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活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完善少年审判工作机制，继续强化对青少年犯罪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健全社会风险评估机制，依法监督支持行政机关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特殊人群帮教和虚拟社会管理。

三要依法履行司法职责。牢固树立“司法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认真学习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突出抓好社会关注案件的审理，努力把每一起刑事案件都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四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刑事审判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与困难。高度重视刑事审判队伍建设，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司法能力、审判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司法公正、作风优良的刑事法官队伍。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市人大会专门就刑事审判工作听取市法院汇报，是对全市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和审议意见，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努力开创刑事审判工作新局面，为“大临沂、新临沂”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年司法考试刑事诉讼法知识点：逮捕拘留

1.【真题难度】赵某被举报贩卖毒品，其闻讯后企图逃跑，公安机关遂决定先行拘留赵某，下列关于对赵某拘留的说法，正确的是：

a.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

c.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可以不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家属。

d.对于在异地执行拘留的，也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内进行讯问。

2.【中等难度】有证据证明的下列哪些情形应当予以逮捕：

b.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c.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

3.【真题难度】赵某因贩卖毒品被公安机关先行拘留，在拘留中，赵某几次企图逃跑未成，公安机关遂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下列关于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应当讯问赵某。

b.应当询问证人。

c.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参考答案：

1.【答案】d。

【解析】新《刑事诉讼法》第83条第2款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据此款确定abc三项错误。a项应当把“四十八小时”改成“二十四小时”;b项不通知的情形和通知的对象依据原刑诉法都是正确的，但是修改后，则是错误的;c选项仅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还不行，还要达到“可能有碍侦查”的程度，二个条件同时具备才可以不通知。

该法第84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这是一条没有例外的规定，所以d选项正确。

【陷阱分析】此题主要是细抠了刑诉法第83条第2款。这个条文在修改过程中反复改动，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所以考生对此也要给予足够重视。